陈勇勤
　　
　　食盐专营的由来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包含食盐专营，主要是分割利润“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商鞅的“壹山泽”政策强化了国家垄断因素。西汉盐专卖是官募民制和官收、官运、官销。东汉食盐专卖制与征税制交替实行，“就场征税”实际上是任民制盐、官征盐税。
　　 唐中期刘晏变法，盐专卖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两宋盐专卖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叫做“引法”。引是商人领盐凭证，向官府交钱买引等于已交纳了盐税。引法的特征是专岸领盐，引岸即专岸。明中后期盐法改革，实行“纲法”，把原来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改变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这相当于商专卖。
　　 清前期盐制主要是官督商销的引岸制。道光时淮盐区曾实行票法，专商专岸失效，任何人通过“就场征税”都可以领票运盐贩卖。到晚清，盐税不断地增加。正税之外，附加税名目繁多，而盐税之外又征收盐厘。运盐越远，厘金越重，从而盐价越高。
　　 民国北京政府通过《修正盐税条例》，公开增加正税。民国南京政府颁布《盐法》，从法律上废除专商专岸制度，就场征税，自由贸易；还规定“盐非经政府之许可，不得采制”，这相当于制盐特许权；又对盐税税率进行整理，规定产区征收的场税为正税，销区征收的岸税为销税。
　　 可以看出，历史上的食盐专营主要是政府控制生产准入和流通准入。官募民制、制盐特许权等属于政府控制生产准入，官收、引法、纲法、官督商销等属于政府控制流通准入。同时这又涉及两层关系，一是“收”与“制”的关系，二是“收”与“销”的关系。
　　
　　官收与民制
　　
　　 理论上讲，政府控制生产准入应当存在官制和民制两种情况。但是食盐专营的历史反映出，事实上不存在官制。即便官募民制，其实质也是民制，不能认为相当于官制。民制、官收状态下，组织收购的政府机构和从事生产的盐民群体之间有矛盾是必然的。官吏总是处于主动位置，而盐民总是居于被动位置。只要遇到贪官污吏，矛盾就会激化。
　　 桑弘羊推行盐专卖的同时，也在实施“入物者补官”办法，这实际就是公开卖官。那么买官者如果是到“官收”任上，必定拼命搜刮盐民。至于当时是否发生这样的事，只是从现有资料上还看不到。据三国时期资料说，曹魏有生产食盐的“细民嗟怨”，起因于对低价买入、高价出售的司监、典师等不满。
　　
　　官收与商销
　　
　　 食盐专营的官收、商销状态下，出售盐的官吏和采购盐的盐商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的合作关系。
　　 官吏贪婪，盐商奸猾。据唐代资料说，淮南节度使也是江淮主盐政之官，曾妄加盐价“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同诏他州悉加之”，结果导致江淮盐商为追求厚利，让盐价倍增，最终居民不得不食贵盐。据晚清资料说，“迩年盐法弊窦丛生，正项每多亏文，一由上下各官勒索商人，巧立名色，诛求无已；穷商力竭，不得不挪旧补新，上亏国课，高抬盐价，下累小民”。又一条晚清资料说，“盐法之弊始于船商，成于运商，而民之私日以起”，那些“专其利以病民”的商人，“出之于场灶，是偷漏有弊，夹带有弊；验之于监掣，则掌称有弊，捆包有弊；运之于中途，则换驳有弊，改包有弊；行之于口岸，则加卤耗有弊，加三带有弊；售之于小贩，则搀和有弊，轻称有弊”。
　　 **结，攫取厚利，使财政遭受损失。据宋代资料说，“猾商贪吏，表里为奸……给盐一大席，为盐百二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据明代资料说，官盐“定价太昂，息不偿本”，“私盐四出，官盐不行”，“正课壅矣，而司计者同设余盐以佐之。余盐利厚，商固从乐”。
　　 贪官欺压盐商。据宋代资料说，“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其鬻者听增损随时，旧加饶脚耗并罢。客盐旧止船贮，改依东北盐用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法”。据清前期资料说，盐商会把损失转嫁，“皆增加于盐价之上耳”。
　　 户部发放盐引时的权力寻租现象。据明代资料说，“每岁户部开纳年例，方其文书未至，则内外权豪之家，遍持书札，预托抚臣。抚臣畏势而莫之敢逆。其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每占盐一引，则可不出大同之门，坐收六钱之息。……夫一引得白银六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至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
　　 两难选择。据元代资料说，在大都“因富商专利，遂于南北二城设局，凡十有五处，官为卖之”；后来因局官监守自盗，又取消盐专卖，“复从民贩卖”；没几年，因“富商抬高价值”，又恢复设局专卖；但又出现“频买局盐而增价转卖于外者”。
　　 食盐专营扩大到运销环节，同样存在问题。据晚清资料说，“晋省官运官销，每斤制钱三十五文，然短折秤两，掺和泥水，实仅得六、七两，则且七八十文矣”。又一条晚清资料说，“官场盐价加增，小民艰于淡食，用事群情不服，拟向官场叩求减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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