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 才能逆风而行

[提要] 黄卫平：归纳通胀上涨的原因，从中国实际出发，大概有ＧＤＰ的物质内容的变化、货币超发、输入型、供求结构变化等因素。由于中国经济周期与全球不完全一致，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好时，中国不一定不好，甚至可能是发展的巨大机遇。

　　■ 人们说２００９年是最困难的一年，２０１０年是最复杂的一年，２０１１年是最不确定的一年，但不确定中存在着确定。

　　■ 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年是中国经济转折点。１９９６年以前，中国经济的特点是短缺经济；１９９６年以后，则进入过剩经济时期。

　　■ ２０１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基调，是“一个管理、两条主线”。

　　■ 从ＧＤＰ总量来看，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 我相信，中国将是第一个能够以７％年增长速度，连续增长４０年的国家。


　　最近几年，世界经济运行跌宕起伏。中国宏观调控阴晴难测，在闪转腾挪之余，整体经济格局却是峰回路转，在去年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和政策走向如何？经济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有何变迁？

　　日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黄卫平在深就十二五规划与当前的若干经济问题，为人大深圳研究院学员做主题演讲，记者借机与他展开热点对话。

　　１

　　宏观调控政策

　　明显转变

　　记者：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变局堪称波诡云谲，经济形势判断难度加大。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宏观经济格局？

　　黄卫平：人们说２００９年是最困难的一年，２０１０年是最复杂的一年，２０１１年是最不确定的一年。总体来说，就是缺乏方向感，刮东风也行，刮西风也行，现在还有可能刮旋风，但我感觉不确定中依然存在着确定。

　　从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０年连续三年的春季时分，我都要到美国出席次贷危机的研讨会。美国经济在２００９年是相当困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所有电视和平面媒体都在说一个主题――“告诉国民如何节约”。

　　到了神州大地，却在告诉国民怎样花钱。也就是说，在别人困难时，中国经济却是一枝独秀。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增长录得１０．３％的增长速度，并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第二，今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记者：经历十一五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十二五规划和以往的规划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黄卫平：十二五规划中最大看点，是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加关注民生。在２４个主要指标中，有９个与民生有关；在１２个限制性指标（以前叫指令性计划）中，有４个与民生有关。值得关注的是，两个７％的指标，即ＧＤＰ和老百姓收入均为每年增长７％。

　　另外是内外均衡。在进行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时，我曾提出了在保持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争取做到进出口平衡。现在来看，当时这一政策目标实现的难度较大。不过，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再度强调内外均衡，以及经济增长与民生均衡。

　　记者：过去几年里，国家４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逾２０万亿的货币超发效应持续发酵，昔日的保增长目标开始由稳增长所替代，这是不是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已转向？

　　黄卫平：２０１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基调，是“一个管理、两条主线”。一个管理是今年要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两条主线，实际也是“十二五”规划的两条主线，即调结构的主线和保民生的主线。

　　对比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项主要任务，有一个变化是非常大的。２０１０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三条为“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在２０１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农业从第三条摆到第二条，说法叫做“推进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政策变化的背后透露什么信息呢？

　　从政策角度来看，２０１０年是从拉动内需角度定位“三农”发展情况；今年则从扩大需求转到扩大供给。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通胀问题。如果没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对通胀预期很难实现有效管理。另外，从供求两个角度来分析更全面。

　　２

　　GDP总量超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去年，中国ＧＤＰ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和国外媒体的高调关注相比，本土媒体反思居多，类似幸福指数比ＧＤＰ更重要的思潮涌现，甚至还出现ＧＤＰ无用论的观点。

　　黄卫平：在中国ＧＤＰ成为世界第二时，网络上关于ＧＤＰ无用论的观点，应是基于ＧＤＰ与幸福感无关的考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因人而异，难以用数据来衡量。而且，欲望的满足常伴随边际效应递减效应。以吃馒头为例，吃一个解饿，二个刚饱，三个就吃撑了，四个受不了，第五个可能要你命，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记者：作为全球公认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最佳指标，ＧＤＰ统计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黄卫平：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曾言，“ＧＤＰ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发现。”ＧＤＰ指标现在仍然有用。人类的经济行为主要干两件事，一是创造财富，二是分配财富。如果认为财富增加也有问题，无疑过于偏激。

　　新增财富（蛋糕）必须做大，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关注ＧＤＰ指标的同时，对国民总收入即ＧＮＩ的关注，是当今世界的新潮流。所谓ＧＮＩ，统计的是一国公民一年内创造的财富，与其所在国家无关，华侨在海外创造的新增财富，事实上和国内老百姓的福利关系不大。中国经济总量虽然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人均ＧＤＰ仍排在全球第１２４位，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记者：在晋升“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离美国这个全球第一还有多远距离？

　　黄卫平：按照美国智库的预测，假设中国和美国年均ＧＤＰ增速分别为９％和３％，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３％，则中国可能在２０２３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自秦始皇以来，中国ＧＤＰ总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位，乾隆时期，占全球ＧＤＰ总量的三成。不过，经济总量大不等于国力强大。在清朝甲午战争期间，全世界都认定中国的北洋舰队赢，结果却是意外大败。

　　即便到二十世纪２０年代，中国ＧＤＰ总量仍是世界第三，在美国和英国之后。从ＧＤＰ总量来看，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问题是ＧＤＰ的质量。

　　３

　　增长内容变化拉高通胀

　　记者：决策层在２００９年底开始着手管理通胀预期，缘何至今通胀压力未解，反而有压力上升的可能呢？

　　黄卫平：通胀意味着人民币对内贬值。一些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通胀的现实情况：以３０元人民币来计算购买力，在１９７８年可购买９９斤大米＋１２斤猪肉＋１０斤食用油；在１９９８年可购买１１斤大米＋２斤猪肉＋２．６斤食用油；在２００８年可购买５斤大米＋０．７斤猪肉＋１．１斤食用油……

　　有人推算，２００９年１００元等于１９７８年１５元的购买力。就算是从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中国ＣＰＩ月均增速均值为４．８１％。

　　分析中国的通胀压力，ＣＰＩ构成的差异应加以关注。简单推算２０１０年的权重结构，食品类占权重为３４％，居住占比为１３％。相比之下，美国ＣＰＩ构成中住宅类占比达４２．１％，食品和饮料仅占１５．４％。

　　为使ＣＰＩ统计更为科学，国家统计局对权数构成进行了相应调整。其中，居住提高４．２２个百分点，食品降低２．２１个百分点。即便如此，食品类占ＣＰＩ权重仍然较大，如果是因为农产品因素导致物价上涨，央行收缩货币不一定能有效控制通胀。

　　记者：时下，将通胀诱因归结于货币超发，是货币主义者的观点。中国式通胀是不是有其不同诱因？

　　黄卫平：归纳通胀上涨的原因，从中国实际出发，大概有ＧＤＰ的物质内容的变化、货币超发、输入型、供求结构变化等因素。其中，我认为ＧＤＰ的物质内容的变化才是这些年物价持续上升的基本原因，认识不到这一点，有可能在治理货币超发的过程中，反而刺激物价上涨。

　　在过去３０多年来，中国ＧＤＰ以年均９．８％的增速飞速发展。这些年来ＧＤＰ增长的物质内容，不再是以前的日用品和农产品，而是高楼、高铁和机场。

　　ＧＤＰ是新增财富，ＧＤＰ增速越快，财富增加越快，相对来讲，居民的收入就越高。当居民收入增加时，整个货币收入自然提高。

　　由于ＧＤＰ增长的物质内容是高楼大厦，而不是农产品，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明显慢于ＧＤＰ增速。当相对大量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量的农产品之时，农产品价格一定只能升。

　　事实上，人们大概能够感受到上世纪８０年代蔬菜是几分钱一斤，９０年代几角钱一斤，现在则几块钱一斤了。因此，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既可抑制通胀，又能保障民生最基础的需求。今年经济工作六项任务次序的变化，反映出中央对农产品供给的重视。

　　４

　　抓住机遇才能逆风而行

　　记者：大国崛起离不开国际环境的支持，更关键在于“化危为机”的能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是不是与把握机遇能力强有关？

　　黄卫平：用“多难兴邦”来形容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有其合理独到之处。事实上，中国经济运行周期有其特殊规律，往往是８至１０年一个周期。同时，ＧＤＰ增速一旦到达两位数，持续四五年就要调整。

　　由于中国经济周期与全球不完全一致，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好时，中国不一定不好，甚至可能是发展的巨大机遇。

　　典型例证就是，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不确定。但是，以欧美为主的出口市场稳定，一些订单从东南亚转移到中国，中国抓住机遇做大出口，短短十年内成为世界工厂。可以说，中国经济是从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年后才走上常轨，城镇化以及农转非带来的生产行为的变化，让农民工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

　　在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０年，以欧美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出现危机，外部环境可谓恶劣，主要出口市场陷入危机。中国及时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出台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内需迅速转旺，再一次论证“别人难受，中国特棒”的发展轨迹。

　　记者：在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在十二五期间会不会遭遇不利的国际因素？

　　黄卫平：应该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有“被世界工厂”的一面。在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全球大量的直接投资转移到中国，订单是人家给的，资金是人家转移而来。

　　在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都在谈世界经济失衡这一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涉及主要是地球村里穷国和富国的失衡，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现在，这一概念出现１８０度的转变，提的是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只有贸易顺差过大的国家主动调整，世界经济才能平稳发展。

　　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量均为全球第一，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已是势在必行。以外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这是中国必须进入结构调整的第一个助推力。

　　同时，由于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地球村可持续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世界经济需要共享性增长，也就是常说的包容性增长。社会共享的概念，全球一致认同的是反贫困、公平、机会均等、社会包容，以及构建社会安全网。由此出发，中国进行收入分配体系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弥补环境赤字的进程，必然成为十二五期间调结构的又一助推力。

　　记者：面对控通胀、调结构和保民生的政策目标，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乐观。您怎么看待这一分析？

　　黄卫平：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持悲观论的主要逻辑，是预期中国快速的薪资增长和房地产价格飙涨，导致资源错配，中国终将面临银行体系的坏账风险。

　　Ｇｒａｎｔ Ｔｈｏｒｔｏｎ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公布２０１１年《国际商业问题问卷调查报告》称，在被调查的３００家内地企业中，预测经济前景乐观的占比，在２０１１年仅为４２％，从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０年分别为８６％、７８％、３０％和６０％。同时，一项全球调查结果显示，有４５％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未来５年可能将爆发金融危机，有４０％的人认为中国可能在２０１６年后爆发金融危机，担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或将难以继续。

　　从经济周期的运行机制来看，中国经济已告别２００９年一季度的谷底，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我相信中国将是第一个能够以７％年增长速度连续增长４０年的国家。

　　最近，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滞涨的预测开始出现，即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年增长低于６％，物价高于４％的格局。其宏观逻辑是刺激民生的财政支出将导致供求失衡，物价因此上涨，通胀出现。而企业则因为担忧财政赤字的危害而不敢加大投资，同时银行紧缩银根，令企业贷款困难，持续这样做会造成经济增长停滞。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通胀已然出现，但短期内并不至于出现停滞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