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与经济学革命

　　内容辑要：
　　 在过去的10年中，当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仍没有消散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却又繁盛起来，这种教条主义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入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近几年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化越来越变本加厉，大有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之势，这应引起关注和思考。
　　 泰伯 (WilliamK.Tabb)在1999年的著作中明确地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而综合泰伯的讨论，笔者对经济思想史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进行了对比：
　　 第一种经济学，是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经济学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
　　 第二种经济学，则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经济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经济研究要特别注重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
　　 在当代经济学中，前者就是目前正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后者则是在发达国家中处境维艰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某些特征。
　　 对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划分是以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第一种以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而第二种则以有机的、动态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笔者把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分别命名为牛顿主义的和达尔文主义的。
　　 当前，在西方经济学界，所谓数学分析工具支配思想和问题意识的陈腐观念已经遭到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激烈抨击。但在我国，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却方兴未艾。对此，笔者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不仅阻碍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因此，笔者呼唤中国经济学革命，开创经济学发展的中国时代。
　　 在笔者看来，西方异端经济学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的原因很多，但如果把视野放得更远大一些，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就会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异端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历经坎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异端经济学与西方科学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截然不同，但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对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来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分析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中，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是其主要特征。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研究纲领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或经典科学)的类比和模仿。但正如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指出，人类的科学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途径：机械原子论的和有机整体论的。一般认为，机械原子论是西方世界在17世纪发生科学革命的主要原因，它是西方传统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思维。但李约瑟还发现，机械原子论在中国思想中全然阙如，“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因此，笔者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从科学创造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缺乏西方的传统科学思维，但有机整体论的科学思维以其传统的方式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并仍在发展着。
　　 如果说中国有机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文化基础的话，那么，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也就构成了它最初的经验性基础，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则最终将使之成为现实。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所谓中国经验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而其精髓是试验和创新，它说明了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勇于创新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走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否定。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它为中国学者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意会性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