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规则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由经济之争转向规则之争、制度之争，并引发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

在多边贸易体制遭遇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挑战之际，各国也在加大推进WTO改革的力度。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逆全球化思潮蔓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主要国家推进全球化的意愿减弱，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并逐渐升级为一些经济体的国家意志和政府政策。二是旧规则的问题不断暴露，协商一致的决策存在漏洞；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未必适用于所有问题；全盘承诺不能适应WTO的复杂现实；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有待落实。三是WTO面临现实困境，区域贸易协定导致世界贸易体系“碎片化”。自WTO成立以来，其最为权威且有效运作的部分就是争端解决机制，其中上诉机构肩负重要使命，但2019年以来上诉机构停摆，加剧了案件积压，从而削弱了WTO作为贸易争端调停者的公信力；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参与WTO决策，从而效率低下甚至无法推进。四是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多哈回合谈判因涉及各方利益，导致谈判进程一波三折，无法取得进展；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分歧最为突出，分歧的本质是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历经多年，多哈回合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剧了世界贸易体系的碎片化特征。

未来中国应从五方面着力对国际经贸规则进行重构。

第一，以追求“包容性利益”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要以开放、自信、有为的姿态参与和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有关的讨论与制定，不回避敏感问题的讨论，主动提出完善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张、倡议及方案，更加有力地开展围绕规则制定的国际协调工作，提升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形成作出中国的应有贡献。

第二，加快推进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顺应全球范围自贸区蓬勃发展的大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区域和双边层面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参与和引导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

第三，以加快国内改革来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迁。如果未来中国不能加速国内体制改革，将难以适应新的国际经贸规则。我们要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作为动力和机遇，自觉地向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准靠拢，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第四，加强对国际经贸新议题的深入研究。密切跟踪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新动向。对于TPP、TTIP、TISA等谈判所涉及的贸易新规则与标准，更要深入了解和研究，以把握国际贸易政策的前沿，争取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

第五，加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建设和能力提升。随着综合实力增强和国际话语权提高，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要重视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软实力建设，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打造对外开放战略智库，做好人才培养和对策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和智力支撑。

（文章来源于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