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海平：中国处在十字路口

无论是出于忽悠或捧杀之动机，还是出于无知之缘由，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外国经济学家开始大谈“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也有人在大谈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谢国忠)。当然，在中国内部，也有官方媒体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章。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方面的动向。毫无疑问，“中国模式”论者们多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赞扬有加，并上升到“模式论”的高度。不过，其间也有不少头脑冷静的人提出了置疑：中国的改革完成了吗？中国的发展模式定型了吗？存在所谓“中国模式”吗？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内还是在海外(例如香港)，有一大批华人经济学家和媒体作者，不仅名声都非常大，而且四处发表他们的观点。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些人就已经开始大批中国的“凯恩斯主义”，大批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国有制和公有制，其中包括对四万亿计划(许小年等)，新劳动合同法(张五常等)，税收过高(魏杰等)，价格管制(许小年，周其仁等)，政府权力过大(吴敬琏、张维迎等)，国有企业(叶檀、梁小民等)，土地公有制(陈志武等)，调控房价(任志强等)，等等各方面的批判。所有这些政府和公有制的批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与价值取向，即他们都是“市场经济”并且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其中一部分人更是直接否定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国有企业，因而，说这其中的部分人就是资本主义的主张者是决不冤枉他们的。因为谁都知道：如果中国把剩下的那点国有企业再私有化，如果中国把土地也再私有化，仅这两条，就必然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了。至于说，这样的一种社会和国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几乎所有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都避而不谈。

很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不仅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限制，而且往往还能博得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喝采。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上的高度自由与开放，而且也表明了“自由的市场经济”对于民众所富有的巨大感召力(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早已表明，这只是一种幻想)。当然，所有这些经济学家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直指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

将以上两种理论观点放在一起，而且事实上它们也是同时存在的，人们就会发现有趣的一幕：一边是对中国模式的大加赞扬和吹捧，而另一边又是对中国制度的极力鞭挞和批判。

思想总是现实的某种反映。之所以在理论界出现如此对立的理论观点与立场，皆由于中国仍然处在“发展中”。因为仍然在“发展”，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还不是最终的成功)，从而理应得到某种程度的表扬与肯定；同时，因为处在“发展中”，而不是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所以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很严重，从而理应受到某种程度的攻击与批判。不仅如此，理论的背后确实还存在一个立场的问题。

应该说，从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需要来说，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肯定”与“批判”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因为肯定与表扬可以增强信心，以便沿着既定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因为批评或批判能够发现缺点甚至错误，从而进一步廓清发展的方向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然，并不是一切赞美与肯定和一切批评与批判都一定具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相反，过度的赞美是一种献媚，亦可能是种捧杀。盲目的批判则有可能导致根本的方向性和总体性的错误。问题仍然在于：该肯定的必须坚持，该批判的必须否定。但最复杂的恰好在于：哪些是该坚持的，而哪些又是必须否定的。而要回答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仅需要深刻的理论指导，而且需要进行各种角度的综合分析(哲学的、历史的、经济学的、法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伦理学的，等等，等等)。

社会经济问题是一个巨复杂的系统，社会转型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毫无疑问，面对这样复杂的历史进程，仅仅靠经济学理论可能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由于中国的改革本身带有巨大的试验性，经济学家作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家与社会工程师中之一“家”，他们的观点与主张，有可能只不过是盲人摸象时所得出的结论而已。

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使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都是事实，道理也并不全错，但是，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看，放到全世界的整体背景下来看，他们的观点也并不是不可置疑的。例如，即使中国全盘私有化，并且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中国就真的如他们所描述或承诺的那样，一定能够成为一个“自由、公正、平等、富裕”的国家了吗?看一看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还有其他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中国家，恐怕没有人敢拍着胸脯对着天发这个海誓。或许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看一看美国呢？为什么不看一看日本呢？是的。当然要看。但有一点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美国和日本不是今天才成为发达国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后起的国家未必可以复制先进入发达行列的国家的道路和繁荣。“美国梦”或“日本梦”，毕竟那只是一场梦而已。

当然，我置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看法与“承诺”，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他们的某些观点与主张。例如，在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大局下，政府权力过大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平以及屡禁不绝的腐败等各种弊端，这大概应该是经过理论与实践证明了某种“原理”和“规律”了。从党和政府的角度看，在既定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下，政府的职能到底如何定位，似乎仍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大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色彩过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仍然缺乏理论与路线上的自觉性，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

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先例，中国的改革在一定阶段摸着石头过河是必然的。但是，30年过去了，当通过改革旧体制所释放的能量基本耗尽的时候，当国际的经验与教训已经比较充分的时候，当中国的改革已经积累了新的问题与矛盾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必然面临着新的创新问题。这不仅应该是党和政府的自觉意识，而且也应该是理论家们的自觉意识。

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的状况表明，中国确实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么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究竟会走上哪一条道路，不仅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意愿，而且更取决于业已形成的各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或博弈。其间，搞不好还存在一种可能的状态和阶段，即由于阶级斗争明朗化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我想，这应该是全中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