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们整理了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主旨嘉宾的讲话，供读者思考，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在开幕式当天的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蔡 昉

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分享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一些看法。一般来说，各国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同时，各国在不同时期走向这个目标的时候也有一些共同的路径。虽然我们也会说国家特色如中国特色、印度特色等等。这些特色可以来自于所对应的发展阶段，也可以与发展阶段无关。在发展阶段相同的情况下，每个国家还会有不尽相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体制特征、历史遗产、文化特质，所有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实际发展路径的表现。所以我们通常说的道路或特色，也可以说是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相同的目标和路径与自身特殊条件的组合，所以通常所说的“中国道路”，也可以是上述组合的结果，所以也不妨称之为“中国组合”。

我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类型和发展阶段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些共性在有些国家表现得很明显，但是中另一些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表现则不是很明显。不过，我们运用一下抽象思维，还是能够提炼出共同的发展阶段和类型的。过去西方人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罗马就是一天建成的，这里所说“罗马”实际上指一种增长模式，就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类型，这与今天讨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相关。我们也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很长时间内是被忽略的，不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科，原因就是在于主流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只有一种模式，所以没有必要讲不同的发展问题，而是应该按照统一的模式来认识问题。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也慢慢地有了不同看法，认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有一个增长经济学家查尔斯·琼斯，他把人类社会100万年比喻成一个橄榄球场，橄榄球场的长度是100码。他说，如果以100码的橄榄球场代表100万年的人类历史的话，在99万年的时候，人类才刚刚发明了农业——农业是一万到一万两千年之前才发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人类历史在橄榄球场上已经走过了99码；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离今天，就仿佛100码只剩下了7英寸；至于工业革命，看上去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遥远，但是工业革命的发生至今甚至不到1英寸。也就是说，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是我们所不认识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是很低的，而且都是一样的。我们把它叫做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说，世界上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是生活在马尔萨斯的漫漫长夜之中。

懂得经济史的增长经济学家，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个事实，严肃的经济学家也不能无视这个事实。所以，近些年我们看到了一些文献，比如卢卡斯教授和普雷斯科特教授，他们开始承认在新古典增长之前有一个马尔萨斯时代，并尝试把二者用一个统一的模型联系起来。并且，在做这样的工作过程中，普雷斯科特教授还发现，在新古典增长与马尔萨斯陷阱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如何把劳动力从剩余状态转移出来，加以生产性的利用。很显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因此，按照这样的方式考察经济史，就会发现人类经济发展，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阶段或类型。

我们刚才说了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的人均GDP水平都是一样的，而且是非常低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即使有变化，与现代经济增长时代的特征也有着天壤之别。比如有人估算，工业革命前的六千年里，世界的人均收入才提高了一倍，而之后大概每几十年就可以把人均收入提高一倍。所以，工业革命之后，人均GDP水平大幅度地提高。但是这个一般趋势也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在全世界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大分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得那么快，主要源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欧洲和欧洲人的移民国家，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贫穷国家，或者叫做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并没有改善。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大分流的过程。而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很多国家或处在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状态，或处在其他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的发展阶段，即在新古典增长和马尔萨斯之间的阶段，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中间的一些阶段。其间的问题是典型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发展经济学是必要的。

我在以往的研究中总结出，人类经济发展通常会经历这样一些阶段，或者说表现为这样一些类型。第一是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都处于这个阶段，今天仍然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处在这个阶段。基本发展特征是经济停滞或零增长。在它的后期，在打破这个贫困陷阱之前，通常会出现一个格尔茨的内卷化过程。就是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状态下，逐渐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因此人口增长会有所加快，进而在农业中积累起剩余劳动力。这个剩余劳动力的积累过程很重要，因为惟其如此，随后才会出现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类型，而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能够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在非农产业得到重新配置。这时，随着一个国家资本的积累，就可以在把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移出来，用比较廉价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往往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农业徘徊在内卷化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出来，人口红利被转化为增长源泉，形成了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然而，人口红利终究是阶段性的增长源泉，剩余劳动力也总是要被吸纳殆尽的，接下来就可能进入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这个阶段或类型的最大特点就是劳动力短缺，因而会产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但是人们发现，很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在刘易斯发展阶段结束之后，或者不会立即进入、或者始终没有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因此，其实还应该有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阶段，就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很短，比如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可能非常长，比如在拉美和南亚的一些国家。

概括起来说，经济发展有这样几个共同的阶段或类型——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的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中国依次走过了这些阶段的大部分，因此我们的历程可以提供一个观察框架，看它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分析中国过去40年和70年，甚至从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长，看10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通过往回看得更远一些，也就可以往前看得更远一些。正如我刚才所说，拥有比较一致的发展目标的国家，虽然静态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是从动态角度看，其实先后经过了或者即将经过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只是与自身的不同条件相结合，才拥有了不尽相同的发展特色。要达到既定的那些目标，走过一些必要的发展路径，在每一个阶段上，有的国家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另一些国家停留的时间相对短；同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人口特征、资源结构、历史遗产、制度体制等禀赋因素，以及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约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组合。这些组合固然可以产生千差万别的发展特点，却并不应该阻止我们认识一般的发展规律。把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从多样性中认识一个国家的发展现实，并相对准确地预测未来。

我们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发展有得有失、有成也有败。总的来说，在这前30年里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从人口增长类型的角度看马尔萨斯陷阱，最大特点就是早期发展历史上人口呈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多但自然增长并不快，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陷阱。即便是某种偶然因素短期增加了收入，由于这导致养育更多的孩子，与此同时技术又没有进步，新成长人口又会很快地把人均收入水平摊薄，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水平上，这就是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战乱，开始了经济建设，开始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死亡率便迅速大幅度下降了，经济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从历史比较来看，在1913-1950年期间，中国的GDP总量总体来说是零增长，而人均GDP无疑是负增长；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均4.4%，尽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因而没有实现赶超目标，但是纵向比较的话，可以说我们跨越了一个时代。

当然，这一时期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误，当时建立的体制模式不利于经济从内卷化阶段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保持惯性增长，这就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这也是马寅初教授当年最担心的问题。其实，人口增长是生活水平改善的结果，虽然这个时期没有进入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但是毕竟总体而言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经济的内卷化趋势十分明显，农业中积累起剩余劳动力，形成潜在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能否被兑现为增长源泉，取决于能否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性，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把生产要素牢牢地固化在了土地上，农业劳动力比重畸高，剩余劳动力却不能转出来，因而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生产率就不能获得提高，从而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这也是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经济增长绩效不佳的原因。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还有高达2.5亿人口不得温饱。

在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纠正这个时期的体制弊端和政策失误，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真正地把中国经济从之前的内卷化，甚至是局部的马尔萨斯陷阱，推入到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第一，正好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80年到2010年的这30年里，一直是迅速地上升，同时劳动年龄之外的非劳动年龄人口保持不变的，甚至有些微的负增长，这个剪刀状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生产型人口多，而需要赡养的人口少。又适逢改革开放，因此这个有利的人口结构被体制改革激发出来，转变成经济发展的源泉。

值得指出的是，不能仅仅从劳动力数量这一个变量认识人口红利。事实上，几乎推动经济增长的所有变量都体现了人口因素。经济学家和我们自己曾经做了很多研究，分解了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因素。从中看，最大的贡献部分是资本积累，资本能够得到积累在于抚养比低并且持续下降，人口负担轻就能够保持很高的储蓄率。第二，劳动力无限供给则意味着资本投资就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就打破了新古典预期的增长制约，大量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时期我国投资回报率很高。因此，资本积累的巨大贡献实际上来自于人口红利。第三，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数量充分，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而成为潜在的资源比较优势。第四，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也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快。在教育持续扩大的条件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比前一代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所以，新人来得越快、越多，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也就越迅速。最后，我们发现，劳动生产率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得以提高的很大部分贡献在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就是把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就得到提高，生产率就整体得到提升。可见，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也都是与有利的人口因素相关的。同时，如果人口因素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的源泉就要发生逆转性变化，自然地，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

人口因素是如何在改革中被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呢？我讲三个故事，作为改革开放三个历史瞬间的代表。第一个是小岗村的故事。1978年冬天，18家农户写下一个文书，要求生产队长带领着搞包产到户，说如果搞成了，保证上交国家的公粮和统购，不再向国家要粮要钱；如果政治上出了事，生产队长承担了责任，社员们承诺把队长的孩子集体供养到18岁。而在他们写这个文书的同时，北京正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即将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所以，小岗村成为农村改革的先驱。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改善了激励机制。林毅夫教授估算，1978-1984年期间农产品产量的提高，47%可归结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对激励机制的改善。

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一旦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的时候，体制条件便逐步与之适应。先是转移到更广义的农业即林牧副渔产业上，继而转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中，再进一步依次转移到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及其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肯定了经济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此，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吸纳了大规模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种重新配置在微观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在宏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86年我们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国地位，作为一种承诺和努力，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最终于2001年加入WTO，从此我们就真正地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剩余劳动力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中，通过贸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

潜在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的所有变量，都是在上述三个故事体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解除各种制度障碍，被转化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按照定义和理论预期，这些因素应该产生一个很高的潜在增长率。我们测算的结果是，直至2010年之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如果查阅世界银行的各国数据会发现，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找不出任何国家在任何其他时期有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由于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与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2012年之后，我们就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减速。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减速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供给侧的，而不是因为金融危机，不是因为需求侧的不足，不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我们看看这和前面所讲的有什么关系。第一，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都发生了变化。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传统的增长源泉便都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也进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第二，劳动年龄人口也好，经济活动人口也好，进入负增长就必然影响资本的回报率。特别是，在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中，更会遇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第三，因为新增人口减少减慢了，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速度也就放慢了。第四，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推进，尽管农村还有剩余的劳动力，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大规模存在了，因此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缩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源泉也就相应弱化了。

把所有上述变化的因素放在估算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里面，就会发现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确进入下降的区间。我们的推算显示，“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以前的10%降到了7.6%，后来实际增长速度显示出是7.8%。“十三五”时期，我们的估算是降到平均每年6.2%。这个速度下降虽然是多年没有的，并且是持续下去直到“回归到均值”，但是，这都是正常的，是由我们进入到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因为我国已经不再处于二元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期。说“十三五”时期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是6.2%，因此，这个速度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速度。由于进入“十三五”时期以来，前几年已经保持了大大高于6.2%的速度，因此，即使2019年或者2020年降到6%，整体上也完全符合潜在增长能力，因此就业仍然很充分，不会出现民生问题。

然而，从这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即刘易斯转折点，还是有诸多挑战的。第一是要认同我们进入到了刘易斯转折时期，并且直到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之前，都是在这个转折时期。转折时期遇到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第一，像举手可得那样的低垂果子般的经济源泉不再有了，劳动力不足了，制造业的成本必然提高；资本报酬递减了，投资不再像以前那样处处是盈利机会；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减慢了，而培养人力资本需要花时间；资源重新配置这样改善生产率的途径，利用空间也缩小了。因此，一方面，传统要素投入型的源泉不再支撑高速增长，需要转向依靠生产率的进步，转向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生产率提高的难度也逐渐加大。第二，保持可持续增长还要靠改革，挖掘传统潜力要靠改革，开发新的增长源泉也要靠改革。但是，改革也遇到了一个新挑战，即不像过去那样充满了帕累托改进的机会。今后的改革更加艰难，会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因此，我们如今已经开始了一个爬坡的阶段，“高处不胜寒”，越到高处，前进的步伐就越艰难。

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是说，我们面临着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中国2018年的人均GDP达到了9971美元，距离1.2万多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很接近了。如果按照既有的增长速度，大概2020年就可以达到1.2万美元，好像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不再重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多表现的是，当一个国家到达了中等偏上收入的阶段，进一步临近高收入门槛甚至略微跨过了这个门槛时，经济增长一般会遭遇减速，同时，国家之间会出现分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保持增长需要克服一系列艰难的障碍。要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是艰难的，用改革促进增长也有越来越大的难度，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要素驱动型的增长源泉不再能够指望，必需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与此同时，过去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也缩小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潜力不像过去那样大了。因此，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继续提高，越来越需要通过企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在产业的内部，通过让企业进入、退出、生存、死亡，经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才可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和机制，无疑是最难建立了。

电影《博物馆之夜》让一个爱因斯坦的卡通模型火了起来。在那个模型上，刻着一句据说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如果事实与理论不符合，就去修改事实。”这句话明显不合逻辑。从我讲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看，事实就是我们已经走过的道理，明显是不能修改的。理论是灰色的，应该去修正已有的理论，顺应我们的事实。每一种理论或许是对应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或类型而形成和发展的，但是几乎都无法独自承担解释完整事实的重任，特别是还没有什么现成的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经济发展的这四个阶段或形态。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的是相同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期，需要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吸纳不同理论的养分，面对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也比照世界上各个国家千差万别的故事，做更多的理论提升、修正、发展、集成和整合工作。设想一下这个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那就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发展经济学。这就是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编辑:杨菲；核稿:孙文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