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们整理了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主旨嘉宾的讲话，供读者思考，本文是365体育官方唯一入口院长刘守英教授在开幕式当天的发言整理。

刘守英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40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其中有哪些特殊的变化。对我们这40年的总结，大家用了很多词：经济奇迹、快速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到多少，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转型了？

所以，转型非常重要标志。我总结了两个维度：第一，无论是早期的发达国家，还是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转型国家，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越是后发国家，越是转型国家。所以，我们国家有长达40年的10%以上的高增长率，这就意味着经济奇迹。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有很长时间的高增长率。所以，转型的重要标志是一个经济体的衰退率下降，而不仅仅是增长率的上升。这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把经济绩效分成正的部分和负的部分——为正的部分是经济的增长频率和增长率，为负的是衰退频率和衰退率，这些加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经济绩效的所有部分。1820年到2008年，18个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为正的部分的增长率变化很明确，1870年到2010年是3.16%，但是1950年到2008年期间也就是3.06%，这是为正部分的增长率。但是，差别主要在为负的部分的衰退率，1870年到1910年的时候是-2.30%，但是1950年到2008年期间下降到了-1.23%。从增长的频率来看，发达国家为正的频率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差别是长期的经济绩效没有下降，即为负的部分的降低。大家看发展中国家，即所谓的“穷国”，其问题是两个红线，为正的增长率表现并不长，这和发达国家看到的一样，前面是三点几，“穷国”加起来为正的部分是四点几，但是它的问题出现在为负的部分的衰退率居高不下。所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将过去的关注增长率，转向关注衰退率。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机制就是从过去怎么把经济拉上去，转向怎么样保持经济的平稳。所以，经济平稳的最重要的因素，“穷国”和“富国”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事件频率的差异。发达国家越往后，政治越平稳，秩序越成熟。“穷国”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不是因为没有过增长率——它们曾经有很多时期有着很高的增长率，但是其问题出在秩序不稳定、政治动荡，频繁的政治事件，干扰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维度，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结构转变，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但是，所有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根上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核心是看农民与乡土的黏度变化，无论是现代农业非常强的国家还是非常弱的国家，澳大利亚、丹麦、以色列、荷兰，包括日本，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农业占GDP的份额和农业的就业份额不断下降，即便是一些农业强国。所以，转型真正的标志有两个，第一，一个国家为负的增长的部分——即衰退率的下降，这样，这个国家就基本上进入了比较平稳的状态；第二，一个国家的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标志，是农民与乡土黏度的降低。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第一，我们来看整个中国经济长期的绩效。这个表我们可以分解成为增长率、衰退率、增长频率和衰退频率。中国过去40年经济绩效的表现之所以好，不仅仅是增长的频率和增长率的提高，更主要的是衰退频率和衰退率的下降。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中国奇迹的根本，是衰退率下降带来的经济绩效的提高，而不简单是高增长率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变化。

第二，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农民与乡土黏度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表现并不差，就是说农业占GDP的份额、工业占GDP的份额，以及城市化水平，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结构转变出现趋同的情况。但是我们反常在哪，在结构转变中，第一个反常就是农民对农业经济依赖的程度，与世界是趋同的，比如现在农业占GDP的份额为6%、7%，但是农民离土的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结构转变上存在差异，我们第一产业的就业还占到将近三分之一。农民离土的程度小于他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是我们在结构转变中与其他国家相比，非常独特的地方；第二个反常，是农民的入城率小于他们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我们经常讲，中国的城市化有两条线，即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这两个差异背后反映的是其在城市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各国有趋同性，但是农民进入城市的程度、作为城市人的程度，与世界各国相比是反常的；第三个更大的问题，世界各国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的趋同，意味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单位回报提高。但是由于上面两条线的反常，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农业的反常。所以，我们的农业的成本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

第三，我讲一下国家的结构转变，是否一定会导致土地黏度的变化。这是我前面讲的第二个指标，结构转变只有带来土地黏度的变化，才是“真转型”。但是事实上，在整个70年的过程中，我们有快速的结构转变，但是在土地的黏度的降低上，由于结构变迁的方式，导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出现了与世界各国的反差。所以，不是结构变迁的速度带来了转型，而是结构变迁的方式影响转型，因为不同的结构变迁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土地黏度的变化。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推行国家工业化，开启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是我们进行工业化的方式，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我们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我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是农民被保护在土地上的国家工业化，农民与土地的黏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大家看第二个阶段，改革时期在土地制度上有了松解，比如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以及非农用地上允许集体土地实行乡村工业化，这是我们在改革时期实行的工业化的模式。这时，农民开始参与到工业化的进程中，但是农民参与工业化的方式，实际上只实现了分工分业，并没有离开土地，整个改革时期的乡村工业化基本上是在乡村地区展开的，农民是不允许到城市参与到城市工业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快速的城市化，但是这个城市化是以土地低价为支撑的园区工业化，主要在沿海地区展开。展开以后，农民便离开土地，不在原来的土地上进行工业化，这时便出现了中西部人口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出现了农民跨地区的出村。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农民是不落地的，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农民的“回村”和“返农”。沿海地区园区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化，尽管形成了一个浪潮，但是农民由于在城市不能落下来，最后只能返村，也就意味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根本的缓解。问题出在哪里，历史转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就是80后的农民与80年代之前的“农一代”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一场代际的革命，“农二代”“出村不回村”、“乡土变故土”、“家乡变故乡”。在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上，“农二代”呈现出与“农一代”完全不一样的特征。所以我觉得，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来讲，他们是“离土离农”的一代，是入城不再回去的一代，这带来的变化就是整个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所以，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从宋代以来，就开始不断地形成一个以劳动高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发展模式，但是现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劳动的投入大大下降，资本的投入大大上升，所以农业的发展方式开始出现从以土地生产力为主，转向以劳动生产力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变化。

最后，我讲讲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能否进一步地完成伟大的转型，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中国的改革在进一步趋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经济和政治要形成良性互动，防止出现为负的增长；二是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解决农民土地黏度的变化，与世界在结构变迁上的趋同性，谢谢大家！

编辑:杨菲；核稿:熊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