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探底反弹进程全面开启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三四季度开始出现。

　　2016年不仅要面对探底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面临两大类风险，即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带来的宏观经济内生性加速下滑的风险，以及各种“衰退式泡沫”带来的冲击和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对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定位问题进行高度关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因此，2016年必须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经过全面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经济总体走势为前高后低　　　　　　　　

　　2016年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探底反弹进程全面开启的一年。一方面，它将延续“新常态”攻坚期的基本逻辑，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在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出现进一步的回落，很多微观指标也可能会出现全面的变异，使经济探底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内部结构调整的深化和新的增长动力机制的形成，2016年中国经济将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出现底部趋稳的迹象。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走势为前高后低，一二季度经济增速继续回落，三四季度开始出现底部趋稳的迹象。

　　必须明确的是，本轮中国经济的底部是多种周期性力量合力的产物。世界经济是否将在2016年出现二次探底？房地产投资是否会在今年二季度成功反转？中国的债务重组是否能够缓解企业的债务压力？中国存量调整是否能够大规模启动？增量扩张是否足以弥补不平衡逆转和传统存量调整带来的缺口？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是否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悲观预期，并有效化解“通缩—债务效应”的全面显化？新一轮大改革和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否得到有效的构建？这些因素将一起决定本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2016年经济探底的基本逻辑在于：

　　2016年世界经济难以摆脱2015年的低迷状态。一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化、中国进口需求的进一步回落、国际大宗商品的持续下滑以及全球制造业前期错配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的显化，都决定了2016年新兴经济体的动荡将超越以往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各类波动。二是各类地缘政治的超预期冲击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的夭折。三是全球投资收缩和贸易收缩并没有结束，世界宏观经济不仅缺乏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缺乏经济反弹的增长基础和中期繁荣的基本面支撑。四是世界危机的传递规律决定了本轮危机从金融到实体、从中心到外围的传递并没有结束，新兴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刚刚开始。因此，世界经济不仅面临总体性的持续低迷，同时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这决定了中国不仅将面临世界贸易收缩带来的持续冲击，同时还面临全球资本异动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探底之前成功实现周期逆转。

　　中国的存量调整尚未实质性地展开。

　　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产能没有全面退出，作为资金黑洞的各类僵尸企业依然普遍存在，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在滚雪球效应的作用下依然是各类资金投放的焦点……因此，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存量调整政策将决定存量运行的底部和反弹的时点。存量经济的底部不现，总体经济的底部就不会到来。

　　过高的库存和过度的区域分化导致中国房地产周期调整比以往要漫长，并存在复苏夭折的风险。2016年房地产全面复苏的预期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但即将出台的存量房地产库存政策将大幅度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并提前实现房地产投资增速的逆转。房地产投资增速不逆转就难以实现短期的经济企稳。

　　增量调整在近几年持续进行取得了明显收效，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周期，难以在近期完全填补传统力量转型的缺口。2016年持续加码的增量调整，一方面面临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另一方面面临过度扶持带来的泡沫化风险。

　　债务周期是决定本轮中国经济周期的最直接力量。2015年年中的大股灾加速了中国债务率的上扬，2016年中国IPO的全面重启、地方债务的加速置换以及不良资产的剥离和处置将直接决定中国债务周期运行的状况。债务困局不打破，吸金黑洞不消除，中国宏观经济中高速的良性运行机制就难以出现。

　　新一轮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的缺乏是经济持续回落的深层次核心原因。2016年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再定位能否构建出新一轮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中国宏观经济能否实现触底反弹的关键。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2016年将是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最艰难的一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将呈现进一步回落，微观运行机制也将出现进一步变异。这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存量调整、全面供给侧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扩张带来契机，从而为2017年经济周期的逆转和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常态化打下基础。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如下：

　　（1）预计2016年GDP实际增速为6．6％，比2015年进一步下滑0．3个百分点，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仅为－0．1％，2016年GDP名义增速为6．5％，较2015年回升了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增速为5．4％，较2015年进一步回落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小幅回落，增速为8．0％。

　　（2）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落，增速估计为9．6％，但考虑价格效应，实际增速与2015年基本持平。

　　（3）2016年消费依然平稳，增速估计为10．3％，较2015年略有下滑。

　　（4）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传递，新兴经济体动荡的加剧，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的乏力，2016年中国外部环境持续低迷，但由于基数因素，全年贸易增速将出现反弹。预计2016年出口增速为2．1％，进口增速为1．1％。贸易顺差为37892亿元人民币（5829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5．1％。

　　（5）随着全球需求的低迷、超级大宗商品周期的持续以及各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输入性通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叠加内部需求的下滑，将使2016年价格水平保持较为低迷的状态。预计CPI为1．3％，PPI负增长明显收窄，GDP平减指数为－0．1％。

　　（6）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预计2016年在基金收入持续恶化的作用下，政府性收入同比仅增长2．1％。

　　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

　　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探底决定了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八点建议：

　　（1）要从全球不平衡逆转和全球危机传递的角度来认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政策的作用。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中的主导作用。一是由于市场体系的扭曲，导致需求侧管理手段的效果处于递减状态，出口、投资、消费的调整达不到预期目标。二是在全球性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我国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在低端产业、高能耗产业上，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但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是需求侧调整所解决不了的。

　　因此，要补短板，首先要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去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向均衡性、内外兼顾的发展战略进行转变。其次，一些行业的进入、政府的管制要进行重构，要通过制度性改革破除过去“玻璃门”、“弹簧门”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最后，政府还要采取一定的战略性扶持举措，用于新兴产业、个别贫瘠的服务业等行业的扶持。

　　（2）供给侧政策必须在增量调整的基础上全面强化存量调整的力度。盘活存量、清除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毒瘤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复苏的关键。供给侧改革应该从三方面发力。一是要重构监管体系，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手段，加强市场建设，恢复市场活力，让供给端对需求端的反应更灵敏。这样供给端才能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让过剩行业中的企业尽快退出，短缺的行业能有更多的资金和企业进入。二是要加强存量调整，对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库存等发动“歼灭战”。通过存量调整来退出一批、整合一批、发展一批企业，使产能过剩的行业能够进行良性循环，恢复发展动力是此次去产能的重点。三是要放活增量，要为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降低进入门槛，特别是要破除进入壁垒，根本性打破“玻璃门”、“弹簧门”。

　　（3）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定位要打破惯常思维。需求政策一方面需要配合供给侧调整采取积极的取向，另一方面也要在下行压力突破底线之前采取更宽松的定位。供给侧改革需要整体规划，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协调配合。短期来看，就需要有底线管理，避免短期出现系统性风险，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制定中期调整方案。此外，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低度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是放松就业约束的必然之举。

　　（4）探底进程中，财政和货币政策也要围绕上述改革来布局。在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的基础上，积极财政要向定向宽松的方向调整。例如，在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的情况下，财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应当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内失业与金融风险过快增加。又如在供给侧改革中，利益协调是一个难题，也是深水区改革最头疼的问题，需要政府有一个整体规划，也要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探底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也应当有适度宽松的导向，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

　　（5）必须抓住2016年触底的时机，寻找大改革的突破口。并以该突破口为出发点，重新梳理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操作模式，构建新的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机制是2016—2017年调整的关键。例如，目前来看，企业降成本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降成本只是一个表象目标，它并非是简单的、一次性的降成本，其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改革才是重点，也是降成本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6）金融改革和加强监管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针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快速推进。去杠杆是任何一个后危机时代都要做的事。一方面，要对野蛮生长、没有真正服务功能和盈利能力的金融创新及时取缔；另一方面，对有服务功能也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金融创新要进行全面规范；此外，对于目前已经出现过度负债的主体，必须由政府力量介入，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成全局性、系统性风险。在实施这三项举措的同时，从战略角度看，还需要建立一个稳健的监管体系，用于加强对这类新兴市场的监管，这也是从根本上弥补过去监管滞后所带来问题的最好方法。

　　（7）调整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库存调整政策应当与农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结合起来。在去库存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四个难题：一是盘活库存的资金来源；二是盘活库存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自发进行；三是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多方改革共推进；四是不同区域差别太大，管理成本很高。

　　（8）要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需要采取“政府＋市场”的组合模式，以政府主导改革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核心功能，待市场功能恢复后则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在前期，政府要通过主导各种改革来完善当前市场上的各种短板，使其功能恢复。在后期，大量的攻坚战必须要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在政府进行短期的扶持、补助的基础上，市场将作为调节的主要手段，大量的产能过剩要靠市场竞争来进行，企业盈利也要靠市场竞争来进行，补短板也要靠市场竞争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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