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一梦贯北京

  　京杭运河曾是天津城最初的造就者之一。作为帝国的命脉，运河将南方的给养传输至北方脆弱的心脏，天津卫正是其吞吐的中枢。如今，这条与长城并称于世的人造奇迹之河，正成为一条断裂的象征性绸带，飘在中国广袤的腹地上。伴随京津双城关系乃至整个京津冀区域的微妙变化，疏通运河的梦想，正在从民间释放影响力，摆到政府的议事桌面上。


　　“运河民谣王”

　　赵仲田，这个名字寄予的理想实在过于直接、卑微；意识苏醒之后，他开始对此做出反抗。逃离鲁西运河与黄河交叉处的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赵店村，沿着京杭大运河四处游走，北起德州、临清、聊城，南至济宁—像是有意撇清与土地的宿命联系，他将这趟长达26年的漫游解释为对运河歌谣的搜集之旅。

　　这似乎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但那时，运河沿岸各级政府正忙于现代化建设，无暇顾及梳理淤塞或早已干涸的记忆。赵仲田写了400多封求助信给“有关部门”，其中包括北京的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但都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干脆自己上路，走访运河沿岸的千家万户，搜集了300余万字的民谣。年近五旬时，这位可敬的“堂吉诃德”折返故乡，将这堆手抄民谣扔进了柴火堆里，继续靠种田过日子。

　　日子仍旧一贫如洗。虽然各路媒体的采访让赵仲田成了名人，但他还得为一家几口的生计发愁。对底层的人而言，光有一颗珍珠般的心还不够，要将名声转换成财富，需要太多额外条件。他年迈的母亲病重了—正是母亲哼唱的民谣，在童年赵仲田心里埋下了梦想的种子。但她生了病，吃不下饭。听说狗肉有助于消化，2005年农历四月初一，赵仲田买了半斤回来，可是老人家一口都没吃下。四月初四，孝顺的儿子又赶上了张秋庙会的最后一天，用家里仅有的30元钱买药。但是，途中遇到的几位老人坏了大事。他们在路边哼起不知名的歌谣，让赵仲田着魔般地停下脚步，为了得到这些歌谣，他用那30块钱请这些老人家下了馆子。三天之后，伟大的母亲断了气。

　　邻居们都笑话他：看吧，不务正业，就是这个下场。充满愧疚的赵仲田，孤独坐在田间地头哼起了运河歌谣，尽管流过他故乡的运河早已干涸：

　　“三岔口停船口，南北运河海河口，货船拉着盐粮来，货船拉着金银走，九河下梢天津卫，风水都在船上头。”

　　这首关于天津的歌谣打通了历史，赵仲田大概知道，运河是天津卫的造就者之一。修建紫禁城所用的巨木、金銮殿上铺的金砖，军民生活必须的粮、盐、糖、竹，贵族官吏们享用赏玩的茶叶、丝绸、漆器、瓷器，千帆百舸，都是先从南方富庶地运抵南运河北岸的三岔河口，于甘露寺通关，转北运河至通州，经通惠河入皇城。五色鹦鹉、梨园徽班等等，须得先在天津站一脚，方有机会入驻皇室。

　　赵仲田一定希望过—自己一觉醒来，运河水重新哗啦啦流响，他好乘着船儿，带着那部大部头的《夯歌》，从山东航行到天津，再到繁华的北京城，走走看看，顺便告知有关部门：国泰民安，这运河的疏浚也该摆上日程了。

　　现状与歧见

　　在北京，当然也有人关注京杭运河的命运。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从1997年就开始了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研究。2006年初，一群大学生对运河自发考察的结果，让他忧心忡忡。

　　俞孔坚发现，断流使运河的基本功能丧失。山东济宁以北段基本断流，好多河道已经变成垃圾坑，有的已经被农田蚕食，中运河（台儿庄—淮阴）和南运河（天津—临清）虽然还有水，但时刻面临断流威胁；污染严重。现代化的船只运输严重损害了运河的环境风貌，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巷弄穿错的运河风光已成记忆。运河两岸有的建起了高高的水泥墙，有的搞起了房地产。地方戏曲、民间传说和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消失。“大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消亡的危险。”俞孔坚说。

　　而在天津民间，人们对于运河的关注远不如他们的“母亲河”—海河：“九河下梢天津卫”，南、北运河不过是海河的支流而已。如今的海河干流，在防潮闸和二道闸之间的部分，已经蜕化为“水库”，而北运河数十年已未通航。在天津半个多世纪“去北京化”的城市之旅中，运河成为被刻意忽略的地理符号。

　　自2006年12月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以来，不断有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资本投入到长城修复上，而关于重新疏通大运河的声音也不断冒出来。古建泰斗罗哲文建议全线疏通大运河。天津的学者则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天津市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兆江认为：天津过去的十年九涝，与运河有很大干系。而经过根治，在上游出于各种经济、行政的考虑层层截流，残余的水量已远不足以为继。出于人们的抵触心理，中水在现实中的利用率很低，除了冲洗厕所，别无它用。对有更高效的交通途径可选、同时严重缺水到影响民生的地区而言，活化运河怕是很难搬上日程。

　　但也有一些乐观的“梦想家”—原水利部的总工程师袁国林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一生参与过治理海河、滦河、淮河、长江四条大河，退休后自费驾车沿北运河考察多遍。通过多年观察，他对运河各段已经了如指掌：整条京杭运河，除山东济宁往南、涵盖整个江苏段还在发挥运输功能外，浙江主要用于城市观光，黄河以北则濒临干涸。至于北运河，则成了“北京的下水道”：市区、昌平、大兴的生活污水汇注于此。曾经因为汛期泛滥，沿途开凿有若干减河，而今即使干流，亦不时可见裸露的刺眼河床。

　　如今，袁国林还在为恢复运河通航积极奔走。他认为，若能将中水（再生水）净化，则活化运河从技术角度是完全可行的。

　　袁国林的运河梦

　　袁国林今年74岁，已退休多年，现在三峡总公司北京办公楼上有一间办公室。工作日天天去，读书看报。他看上去精力充沛，从容接待着不时来访的同事。

　　袁国林是“根治海河”的亲身参与者。1963年，包括北运河在内的海河流域涨水，发源自太行山、燕山九条河流的洪水涌入天津城，以至市内能行船，毛泽东在飞机上写下“我们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宏愿。当时的他刚从天津大学水利系河川枢纽及水电站专业毕业，参加工作面对的第一片水域，便是流经家乡、自幼相伴的海河。

　　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津每年还能接受海河来水200多亿立方米，而2000年后仅余4亿立方米。上世纪四十年代，从河北石家庄的深泽县可以扬帆顺滹沱河直达天津，而60年后，400公里的干河滩可以跑汽车。没有了河流的润泽，地下水也日渐枯竭。早年在沧州下探10米就能见水，现在即使深至200米也无果。“我们的治水有毛病。”随着经验累积，袁国林开始反思。洪水是反映江河生命的自然现象，只能防护，不应根治，也无法根治。如果勉力人为根治，使河流常年断流，原有基本功能丧失，航运终止、生物绝灭、地下水骤降，那么这根治就是不成功的。“大江大河没有长流水、不能行大洪水，如何称之为大江大河？”

　　大半生亲历引滦入津、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大项目的袁国林，笑说自己已经老了，还有一条河流放心不下，便是断流的京杭运河。“许多人不知道，京杭运河虽然只有山东南部和江苏段通航，但作用很不简单。武汉以上长江每年的往返运输量是1亿吨，南京以下有增加，但也不超过5亿吨。而运河每年4亿吨，相当于五分之四条长江的吨位，接近两条铁路的运量。河里船只排队，江苏段的沿岸绿化、整治也搞得很好。”今天，北方已不再依赖南方的盐、粮，甚而北方的大米还在向南方调运，但长三角的扬州、无锡、苏州、常州等城市，仍在依赖运河接收淮河的砂石，以及徐州、济宁的媒。这些同样也是天津不可或缺的物资，但走的是更高成本的陆上通河。“运河无水，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还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任上时，袁国林主持定下了南水北调东线“穿黄工程”的规划—截至2014年，扬州的水将向北在山东东平湖附近自黄河下方穿过，一直流到天津。这意味着，黄河以北至天津段的南运河，将有希望借助长江水“复活”。那么余下“没人管”的地界，便只有牵连着京、津这两个环渤海最重要城市的北运河。退休后这些年，袁国林一直致力于北运河活化的可能性研究，他的结论是：随着南水北调中线、东线的贯通，北京用水量增加从而生活污水排放量必然增加，不需要追加任何引水工程，5—10年后北运河的水量便会比现在增长2—3倍。污水治理后，北运河沿线会成为新的经济带，河流本身则成为沟通京津的水上“慢车道”，以旅游观光为主，同时分流一部分陆上集装箱货运。总预算50亿，50%用于防洪工程，余下一半用于排污口污水处理，一半改造不满足5—6级航道的桥梁，不消数年便可完成。

　　“地面硬化使得水流无从下渗，河湖便成为了城市用水、自然降水的惟一接收管道。北运河这些年水量不降反升，常年有水，最大功臣应是北京的城市化。”他的发现听起来像一道讽喻。北运河这些年的落寞，不正是京、津绕开中间的大片华北农村各自城市化的副产品？2000年天津启动北运河整治，原因恰恰是天津城市化加速带来的民房占堤、河床污染、垃圾蚊蝇孳生，危害到“引滦入津”水质。“增加的虽是污水，但这些年的治理证明，水质可以提升至能养鱼，意味着人类可以接触。你看现在天津钓鱼的人很多。”这确是实情。

　　在他办公室悬着的地图上，弯弯曲曲的水道被勾勒出来：自北京通州区北运河大桥始，42公里入廊坊境内香河县；10多公里、若干道弯折后，经河西务镇入天津武清区；70余公里，过北辰区，抵达三岔河口。哪里适宜裁弯，哪里客货分流，均已标出。袁国林分别向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十二五规划”建言，亦得到了通州、廊坊、武清、北辰等方面的分别回应。

　　2010年11月，他促成了一次旨在“综合治理北运河，推进京津冀合作”的发展论坛，四地市、区、水利部门要员均有出席，并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武清更拿出80万元，委托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做了前期规划，并设立专门办公室，配备人员。水利部则表示可在防洪工程范畴给予支持，海河委员会将此列入了“十二五”防洪规划。

　　“听起来一切都不是问题。”我疑惑地说。

　　袁国林笑了。“京津冀的协调已是大问题。”

　　清水走廊

　　循着袁国林指点的路线，我从北京的通惠河出发，踏上了寻访北运河的旅途。

　　2006年底通车的北运河大桥，建在温榆河汇入北运河的起点上。这里是温榆河、通惠河、小中河、运潮减河、北运河的“五河交汇”处，也是我寻访的起点。站在桥面，远远望见西海子公园里的燃灯塔，便是诗句“一枝塔影认通州”所指的自天津驶来南方漕船的辨识标志。

　　在最新的北京总体规划和通州新城详规中，运河周边是未来通州核心区的核心。过去以新华大街为中心的“内向型”发展，将被以北运河为主轴的“外向型”替代。在新华大街以南效法北京内城修路、造楼，大搞城市化建设十数年的通州，也坚决捡起了荒废多年的“运河牌”。八条轨道交通、七座桥梁、开放式路网、万亩森林公园、运河治理计划，似乎恰是大城市病爆发的北京中心城之反证。绿色、亲水、宜居、低密度、无烟经济，家住通州的人们不是没有为之振奋过，然而类似说辞自2004年“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启动便已常挂嘴边，两广路延长线这一连通内城的主要走廊一修八年现今仍然躺在规划图上。至于运河沿岸，除了新修的奥体公园和少量楼盘，更多还只是拆迁修路的建设状态及若干待开发地块的组合。在环北京的所有卫星城里，论积淀、区位，通州总是有理由占据较多机会份额的。等不等得起那个时机，是在此安家立业的人们焦虑的重点。

　　沿着运河东岸簇新的景观道路行驶，两侧利用河滩开发成了果园。番茄、草莓、樱桃、桃、梨，花团锦簇，收获时开放采摘，不远处的农家院均有住宿招徕来客。自甘棠大桥往南，河道明显缩窄。临河大堤遍植垂柳，登桥远观，依稀可以感受到几分江南风情。

　　顺流由东南转向东行，至西集镇牛牧屯村，一个地处运河、潮白河间，看来没什么生气的村庄。过一座仅以不规则的锈蚀铁条做限高栏杆的简易桥梁，便进入到了廊坊地界。坐在村口抽烟的老人说，这条河和这座桥，便是两省市分界。沿河而来的我们感受到的更为明显的界线却是—景观车道终止了。老人又说，附近河上建有多个橡皮坝，上游把闸关上，下游便没了水。于是这开关闸门成了邻村权与利争夺的武器，兼事生产工具。“你看那里，曾经有剧组租船拍戏，没给村里钱。他们把闸关上，船就搁浅了，戏便拍不成。”老人言语生动，仿佛当时，他就坐在这里。

　　河对岸，宽阔马路指向香河市区。不想离运河太远，只有走村道缓行。老人挥鞭牵引羊群迎面而来，提醒我们，这里已进入到华北农村的广袤腹地。钳屯乡、起河屯村、二百户村、五百户镇，附近应该都是明代淮北大营军屯的安置之所，地名佐证着这里的南方血统和河流渊源，只是今日已不在水边。我犹疑于各处水迹与运河的关联。大多数时候，电子地图精确到了黄土裸面的村内小径，然而一旦涉水，便常常失灵。也许是因为河流改道，也许，仅是因为缺水而流域缩减。也有鸡犬相闻的村庄仅隔一道灌溉的沟渠，却无阡陌交通，需自村外失修的河堤绕行。堤上道路纯以车轮轧出，堤下亦无水，运河，已在看不见的远方。

　　绕出村庄，河西务镇已经不远。彼处便是武清，曾设钞关、驿站、武备，号称“津门首驿”。然而此处已无路可走，只能转向京津公路。再见运河时，已至武清的中心，修缮齐整的沿河风光带和大小公园次第出现。北辰的南方回民聚居区天穆村，正在城中村改造。清真寺风格的标志性门楼将被拆除，村民则一律迁入马路对面的高层建筑。北运河、子牙河的交会处是一高架桥工地，直落河北大道的新红桥封路。绕道南运河又遇火车西站施工，绕行再绕行，终于转回三岔河口。

　　河口以南，以鼓楼为中心的老城已经消失，代之以崭新的居住区。见惯南北客商的地产经纪，正卖力向北方主顾售卖南方先行接纳的“高尚”居住逻辑：顶层公寓。顶楼落地窗外，沿河建筑层次分明：第一层低矮，第二层略高，逐层升级。这是天津运河保护规划中的一项。规划认为，运河最理想的命运自然是通航，而逐个节点恢复历史文化遗存，则是更现实的做法。

　　“京津冀大规划期间，我们一直着力统筹水源。但水量太少，降水更薄，想要完全再现过去的运河，基本不可能。”天津规划局总建筑师秦川说。

　　袁国林有生之年的最大夙愿，便是看到清水走廊连通京津，一路风光下江南。然而，我无从知道，那条沉默于河北乡间如同沟渠般的小河，何时才能负载这一梦想。然而在北京，袁国林还有不少支持者。担任北京市政府顾问的经济学教授张可云认为，疏通运河完全有必要，但成本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相对于疏通大运河，国家有着更宏伟的计划。“十二五”规划中，箭在弦上七年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已为最新的“首都经济圈”替代。“大北京”反哺华北，津、冀话语权缩减。作为补偿，河北沿海地区建设有望上升为国家战略。

　　“天津要有区域龙头的风范”

　　口述：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可云

　　锦绣杂志：你认为京杭运河对于天津有着怎样的影响？

　　运河对天津的影响，主要是古时的“漕运”带来的。这条河流是中国古代南北经济沟通的重要途径，通过它，官方与民间的交流才得以实现。有经济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天津是运河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加上它自身也是重要的盐产地，这种由运输推动的经济模式，一直推动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直到运河失去了基本的功能。

　　锦绣杂志：那么运河是如何失去它的基本功能并逐渐衰落的？

　　有自然的原因，比如北方悬河的脆弱性，水源供给不稳定，经常性地不足。黄河的改道也对运河航道有影响。但到了现代，京杭运河衰落主要是铁路、公路等现代运输方式的冲击造成的。水运过于耗时，加上负载量的问题，所以渐渐被边缘化了。

　　锦绣杂志：很多人提议疏通大运河，你认为有无必要？主要困难在哪里？

　　疏通运河肯定有必要。在历史上，运河曾经是中国南北物流人流的重要通道，促进了沿运河地区与城市的发展。疏通运河有如下好处：第一，增加一个低运价的南北运输线，中国的河流以东西向为主，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除海洋外内陆地区只能靠运河，它成本更低，而且节约能源；第二，运河地区曾经因运河而兴，也曾因运河衰而衰，疏通运河对促进运河地区的发展有益；第三，运河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要弘扬运河文化，必须疏通运河。

　　恢复运河的关键还是成本问题，我想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锦绣杂志：从历史上看，运河所连接的北京和天津，两者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过去运河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来，粮食和木材等物资要输送到京城；另外一方面，赈灾物资的调配也是从京城发出的。作为重要的交通方式，大运河最重要的功能是运输，运输不是单方向的。天津很长时间以来，就是作为北京的港口而存在的。

　　北京与天津都是历史悠久的名城。北京是中国古都之一，文化底蕴深厚；天津在明朝时称“天津卫”，其与北京的关系从字面上即可得知，那时是守护北京的军事要塞。之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天津作为军事与经济中心，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两者相得益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中国一直有“上青天”（上海、青岛与天津）的说法，由此可见天津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

　　近代，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工商业中心的地位突出，而那时北京是一个纯消费的政治中心，天津与北京之间的联系还是十分紧密的。只是改革开放前强调“大而全”、“小而全”，人为割断了两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由于强调各地区工业自成体系，北京借助首都优势发展了大量工业。北京与天津过去的相互依赖关系开始变成相互依赖且相互竞争的关系。改革开放初，北京与天津的产业结构雷同问题突出，因此两市与河北省探讨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但时至今日，两市之间的互动机制依然不尽完善。

　　锦绣杂志：确实如此。有人据此认为，北京制约了天津的发展，你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的确，北京作为首都有其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而且一部分天津工业迁移至北京也是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是制约天津发展的关键。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地区的异军突起主要依靠的是体制、机制与技术创新，天津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徘徊不前，应该找内部原因，“既生瑜何生亮”式的怨天尤人会使天津迷失发展方向。

　　锦绣杂志：1949年之后，在区域规划上，政府对京津关系有哪些调整？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北京与天津在地理上毗邻，在各种区域划分中，如华北地区、华北经济技术合作区、京津冀都市圈与环渤海地区等，北京与天津都是在一个区域之内。

　　改革开放特别是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试图统筹区域发展，明确了北京与天津的发展定位和重点支持领域与空间。我相信两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会越来越紧密，这既是北京与天津各自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形成华北地区真正的发展引擎的需要。

　　锦绣杂志：随着北方城市圈的崛起，两者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北京与天津的城市总体规划定位是清晰的。这两个城市要真正实现发展目标与定位，应该相互依赖，相互支持，而不是各搞一套甚至是以邻为壑导致两败俱伤。在京津冀都市圈中，天津应该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中心，北京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应该将重点放在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的创新、营销等方面。

　　锦绣杂志：滨海新区的崛起会对双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滨海新区的崛起是必然的，会促进天津的快速发展，同时会给北京带来一定压力与机遇。滨海新区发展对天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滨海新区发展的制度背景下，北京的一些制造业可能会被吸引至天津，从短期来看这对北京是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又是机遇，这给北京调整内部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与改善与天津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影响，滨海新区的崛起无疑是天大的好事，一个影响力强大的滨海新区会为这个区域的其他地区创造出多种机遇。

　　锦绣杂志：“环渤海地区”是近年来的热门词，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区？对于天津而言，这个大区间意味着什么？

　　这个所谓的热门词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区域概念，因为其包括了三个区域，即京津冀都市圈、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整体腾飞得脚踏实地，也就是说，首先三个区域必须加强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然后才能谈得上三个区域之间的一体化。这三个区域各有特色，且有各自的腹地，未来应该按照各有侧重，合理分工，相互支持的原则共同发展。

　　天津已经被中央政府定位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因此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思路与方向时，应该放眼于大范围区域格局变动带来的机遇，要有大范围区域龙头的风范，切不可眼光局限于天津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