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为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政策支持

我们并不那么消极的看待本轮工资上扬，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扬，我们认为这导致了要素发生改变，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将会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

2、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留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在迎来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3、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之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是以积极态度看待本轮工资上扬，这将会使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阶段，本轮工资上涨它是个长趋势，我们更认为它将导致中国经济迎来一个新阶段，有五个特点：

第一、劳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为中国迎来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型转变提供了新契机，为缩小收入分配差异过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性向内需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加速转变。

第二，区域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要素价格比的变动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

第四，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将使中国迎来城市化的超加速期。

第五，工资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步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加速时期，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人力资本偏向型发展期。

在以上的判断上面得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议：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两个方向提供政策支持。发挥政府行政调整的积极引导作用，补足过去政府政策缺位部分，让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的不足，让市场力量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克服转变过程中政府形成的制度障碍，改革政府的不当干预，消除政府调节的负面作用。

第一，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翘动整个经济调整的重塑。从而将以往单纯的行政转型思想转变到以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变上来，使市场主体自发地、全面地、稳定地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区位的选择和创新的强化。

第二，要积极推动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引导和规范低端劳动力市场“市场协议”工资形成机制的培育。

第三，尽管市场力量成为未来结构调整的基本驱动力，但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的并存格局决定了结构调整还要辅之以政府的适度干预，防止单一的市场机制将中国经济过早地引入到偏废就业的新古典轨道。我们要更多的鼓励劳动偏向型技术的引用。

第四，加大改革力度，完善要素市场，让要素价格更多地反映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理顺要素比价关系，抽象校正各种技术进步模式的成本收益。要根据要素偏向度执行有区别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劳动偏向型技术更大幅度的倾斜。

第五，在产业加速梯度战役的进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顺应市场化转移的潮流，加强中西产业转移承接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出台政策应对东部在传统产业转出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使东部进行全面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以形成东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

第六，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并加快城镇化进程创造条件。要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配合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联动改革。

第七，加快优化出口结构，扭转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式促进贸易增长，继续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国出口应尽快由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转变性依靠技术创新转变，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竞争方式和思路，注入提高生产率、更多生产高质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从成本优势逐渐向质量和品牌优势转变。

第八，在劳动力结构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人力资本战略和人才战略的实施具有高度的经济战略意义。政府应当从传统的物资资本投资模式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之上。中国不是面临人口红利终结的问题，而是面临如何将人口红利转换成真实的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其关键是人力资本能否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这紧紧依靠市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政府是可以有所作用的。

第九，降低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让民营企业在未来的结构调整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