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触底企稳基础上的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力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整体经济呈‘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取得阶段性胜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11月26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未来经济呈现八大运行规律
　　
　　刘元春表示，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预计2018年GDP实际增速为6.7%，比2017年小幅下滑0.1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课题组同日发布的《新常态迈向新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显示，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面临与过去5年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和新矛盾，并呈现八大运行特征和运行规律。
　　
　　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调整转变。动能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渡到“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经济政策将从“持续扩张期”步入到“渐进退出期”。世界经济将从过去10年的“长期停滞期”步入到“低速复苏与政策退出期”，中国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金融周期将步入下行期，风险释放更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改革将步入攻关期和新制度红利的构建期，改革的模式将从以往简单的“就市场改市场、就经济改经济”转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建构，通过权力重构、行政体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奠定经济改革的权力基础、行政基础和社会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行政体制改革加速和社会改革的加速中得到深化。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调控核心应适度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
　　
　　刘元春认为，必须加强对中国经济中期视角的认识和判断。对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新运行机制以及新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理论，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工作提出理论参考。
　　
　　课题组根据研究预测，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201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核心应当从“稳增长”适度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报告提出，一是要抓紧梳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任务和举措，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新常态新阶段的改革计划。二是必须清晰看到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跳出过去改革的范式，应当从政府体制改革、社会改革等方面进行破题，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全力基础、行政实施基础和社会基础。三是市场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各种“软约束”，特别是政府与银行、政府与企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各种软约束。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容，但应当在执法和规则化进程中为基础性和关键性改革服务，要防止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泛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虚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错失新时期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和经济企稳的大好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窗口期。
　　
　　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在于“稳投资”，但“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作出大幅度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的措施来启动民间资本。报告建议出台2018年民间投资启动的系统方案，要认识到实体投资回报率过低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更重要的是源自系列重大改革的缺位。启动民间资本的系统方案必须包含大量基础性的、中期导向的重大改革：一是政府必须从目前的投资型政府逐步转向民生型政府；二是国有企业投资体系和利润使用应当进行战略性重新定位改革，非主营业务投资必须严格限制；三是各类管制要从新梳理；四是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成本”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
　　
　　报告认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就消费刺激消费，而必须从更宏观和更动态的视角来考虑消费促进。一要实施与消费相匹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的释放，可以考虑出台与扶贫补贴战略相对应的中高端消费促进战略。二要大力控制房价，多渠道和多主体提供房地产供给，全面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减少居民收入在房地产领域中的过度支出，从而减少居民刚性住房性储蓄的水平，释放收入用于消费。三要加大公共服务，加速民生建设，减少居民为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而进行审慎性储蓄的水平，从而提升消费率。四要加大各类企业红利的分配，特别是国有企业利润的红利分配，防止企业利润自动转化为投资基金，使企业储蓄大大挤占消费基金。五要积极转换政府职能，使目前政府在各类产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更多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的建设。
　　
　　刘元春表示，在金融整顿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2018年中国货币政策应当延续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适度偏松。宏观审慎监管必须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监管向一些结构性因素监管倾斜，加大对于重点城市、重点省份、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债务可持续性风险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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