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经验部分值得借鉴，但在短期内在其它大城市不可复制。这主要原因是重庆是特大城市中唯一的西部城市，户籍人口超过了常住人口，人口流出比流入压力更大。同时，重庆的住房、城乡差距等压力较小，这些条件北上广深等也不具备。在鼓励户籍开放过程中不能简单推广重庆户改经验，对北上广深等仍不能操之过急。

一、大城市户改整体仍存在很大障碍

从1984年开始我国户籍制度开始逐步放松，到1998年《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开始，国家对户籍制度开放的大方向原则基本确定，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十三五”规划虽然提出进一步放松户籍，但也提到“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仍然在中小城市上做文章。近年来，全国大部分省区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基本上遵循了1998年的意图，即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最大、中小城市次之、省会等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最小。在这段时间，大城市的户籍开放度甚至有倒退的经历。比如在早些年份，通过亲友投靠和购房入户在大城市是可行的，但现在则行不通。

很多研究和调查都已经明确：城市越大，人们的生产力越高，人们能获得收入和生活水平也越高，并且也确实吸引了更多的流动人口。户籍的限制使得这些流动人口受到较多歧视性对待，包括就业、收入、福利、子女教育机会等。偏好维持已有户籍拥有者福利而损害大多数外来者的政策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要达到同等权利，农民市民化有一定成本，包括社会福利成本和城市公共资源拥堵成本。一些机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大约为10万元左右，对于超过2亿的农民工确实是一个巨大数字，如果全部市民化，带来的公共财政负担不小，也是阻碍户籍完全放开的主要原因。大城市吸引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吸纳入籍的负担也是大城市户籍相对更难放开的重要原因。

二、重庆户改被认为是最成功特大城市户改

虽然特大城市户改很难，但是2010年8月，同为特大城市的重庆市启动了被称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规模最大、政策体系最全、社会反响最广的一次实践，海内外媒体称之为“重庆模式”。重庆户改按照分阶段、分群体、分区域的思路，先集中解决存量，再逐步解决增量，有序地推进了户籍制度改革。简单地说，重庆户改首先将农民工群体定位为优先转户群体，继而将农村籍大学生、农转非、城中村等类型居民户口解决。需要注意的是，在区域上，重庆仍然实行适度放宽主城、进一步放开区县城、全面放开乡镇的区别性区域政策，促进人口在主城区、区县城、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合理分布，避免农村居民“一窝蜂”涌入主城。

重庆户改中，农民的耕地林地权力基本得以保留，三年内自愿交易，实行地票制度促进交易；制定住房政策如鼓励混建、建职工宿舍等解决新增住房需求；兴建工业园区解决新增就业、增加培训和就业指导；进城农民可以享受城市社保；同时政府投资建设新农村。实行这五项政策，确保了农村和城市协调发展。根据公平性确定户改顺序、根据城市承载力确定区域力度、社会保障跟进和土地制度联动，这些都可以说是重庆经验。一些学术研究已经发现，重庆的户改使得人们收入普遍提高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下降。

三、重庆经验能推广到其它特大城市么？

在国家卫计委的一项针对人口流动的研究中，通过查阅2015年不同城市入户标准的政策性文件，从夫妻投靠、购房、投资、纳税和就业等方面户籍政策设置了若干一级指标和对应的更多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又根据具体的入户标准和条件设置了若干个评估指标，计算了几十个城市户籍开放程度的量化指标。所有被评估城市户籍开放度中，北上广深和三亚户籍限制最严格，而重庆的开放度名列前茅，在特大城市中更是首屈一指。这些计算结果也和我们自己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作为特大城市的重庆甚至比西安、成都、佛山等城市户籍开放度更高。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话提到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重庆毫无疑问在特大城市中这方面做得最好。其它大城市在重庆户改当时仍在实行户口配额制或者刚刚实行积分制，力度远不如重庆。那么，重庆的户改经验是否可以推广到其它特大城市？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户籍开放度的经济社会因素，通过这些因素在各个特大城市间对比，分析其能否互相简单复制经验。这些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压力、城乡差距、外来人口比重、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密度等。我们下面择其重点进行对比分析。

从经济总量上看，2014年，北京上海GDP总量都已经超过2万亿，广州深圳也都超过1.6万亿，重庆GDP总量超过1.4万亿，从总量上距离北上广深并不太远。但从人均GDP看，北上广深都接近或超过了10万元，而重庆只有不到5万元。按照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得到相似数据。较高的收入本身会吸引大量流动人口，即使存在户籍歧视也不能阻止流动人口进入北上广深，从而东部经济发达城市依靠其自身去推动户籍制度管制放松缺乏内在动力。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人口流入使地方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对当地居民的福利挤占，户籍制度起到一种保护作用。

重庆地理面积略小于北京上海，人口密度与北京相当，低于上海和广州深圳。2014年重庆房价只有5500多元每平米，远低于北上广深。户籍改革带来的住房压力要小得多。

重庆2014年城乡可支配收入比只有2.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主要吸引本地人口进城，相对于吸引全国流动人口的北上广深地区重庆面对的流动人口压力要低得多。

从人口流入压力看，重庆户籍人口甚至超过了常住人口，意味着重庆是一个人口净流出城市。这一点也是相比于北上广深最大不同的地方。从城市户籍政策看，人口净流入占本地常住人口比值越高的城市，其户籍进入的门槛越高。如此看来，重庆开放度最高也在情理之中。此外，重庆人口抚养比高于北上广深很多，达到41%以上，而北上广地区只有30%左右。重庆需要更多年轻劳动力流入。

从以上因素可以看出，相比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同样作为特大城市的重庆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包括住房价格不高、人口流出比流入多、城乡收入差距较小、人均GDP不高等，这些因素使得重庆可以较大程度放开户籍限制，而没有过多人口流入的担忧。但是，反观北上广深，这些因素大多都不具备。比如，这些地区吸引全国流动人口量极高，没有本地户籍人口比例很大，最高的深圳接近70%外地人口没有本地户籍，其它特大城市也达到40%左右。同时，北上广深人均收入高出重庆很多，即使有户口限制仍然会有很多流动人口进入，使得当地人口中劳动年龄比例很高。这些特征归纳意味着，重庆的经验短期内并不能简单复制到北上广深这几个特大城市。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户籍状况即为合理存在。在未来，人口仍将流入大城市，使用户口制度促使人口流入小城市等做法存在效率损失风险。2016年3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的会议上，日本研究员八田达夫认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靠的是通过城市化提高了生产率，即大量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地区移民到生产率高的大城市地区。后来生产率大幅下降，是因为政府推出了国土均衡发展政策即1972年由田中角荣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为地方创造就业岗位。八田达夫教授认为这是最无效率的政策，是1974年后日本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很多研究也指出了这点，即越大城市生产力越高，限制人口进入大城市存在社会福利损失，但却是现实做法和政策导向。相信今后的户口开放在大城市会更大步伐地改进。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填平外地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福利差无疑仍是大方向。要想户籍制度逐渐与各类社会福利制度脱钩，回归户籍制度本身应承担的角色，这可能更多需要国家层面统筹，降低地方政府在福利支出上负担，从而提高地方政府户籍开放积极性。减少户籍限制，按照市场原则提高人口流动，是未来中国继续高速发展的保障。重庆虽然由于其固有的经济社会特征使得其具有户口更开放的条件，而其它特大城市不具备，但在户口开放具体操作上，重庆的做法仍值得今后北上广深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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