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新的变化和特征。总结我国近三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突出特点，2016年触底企稳，2017年稳中向好，2018年稳中有进同时稳中有变，2019年则变中有忧，在宏观调控政策上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贯彻“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一、稳中有变

总体上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运行是稳的，即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处在政策目标可控范围之内，预计经济增长率将在6.5%以上，GDP总量有望突破90万亿人民币，通货膨胀率（CPI）控制在2.4%左右，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下，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严重波动，但“稳中有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2019年必须注意关注。

第一，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加大。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中美贸易出现摩擦，地缘政治乃至局部战争频发，前期出现的外需改善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在2019年不仅难以持续，而且有可能恶化。2017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难得地实现了同步增长，带来了外部需求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世界各国同步采取持续性超常规宏观政策的产物，其中潜伏着大量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2018年世界经济复苏形势出现了严重分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性下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及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较此前显著恶化。IMF、世界银行、OECD等机构纷纷下调了世界贸易、世界投资以及世界GDP的增速。

另一方面，持续的金融宽松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同步化，国际金融风险上扬，未来出现外部金融冲击的可能性加大。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条件持续宽松，已经达到2006—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全球各国股票和房价的同步上涨，由此引起的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的情况下，欧美国家用金融杠杆抬高金融资产价格产生估值效应来修复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已经超过2006年水平，从而导致全球股市市盈率普遍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全球房价也出现了更大范围更为同步的全面上涨，资产泡沫空前增加。因此，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金融风险也在加大，受到金融冲击产生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提高。

第二，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发生变异，企业、消费者和政府行为模式均发生显著变化。首先，企业行为模式发生了不利变化。一是生产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回落、改革前景的信心不足，已经导致企业投资意愿出现持续回落。二是工业企业在产业间和所有制上的利润分化，特别是上游行业和国有企业利润改善而中下游行业和民营企业利润恶化，进一步加剧制造业企业经营困难和“脱实向虚”。三是上市公司投资泛化和“房地产化”，进一步凸显了上述问题。

其次，消费者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左右，相比其他宏观变量，消费表现比较平稳，但出现的新变化引发市场关注。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居民在住房投资上过度支出，已经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消费基金。据估计，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房产达到69%，对比美国的36%，中国居民的“可速变现”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制约。有研究估计，中国城镇居民的购房负担率（年度购房支出/收支结余）自2015年以来出现新一轮较快上升，2018年首次突破100%而达到111%，这意味着平均而言，城镇居民已经没有盈余资金用于改善消费。二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显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长期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平，导致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收入比重降低。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与中位数增速之间的背离，以及各阶层统计收入与真实收入的背离，进一步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三是中高端消费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升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降低大众消费的同时，符合高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中高端消费又得不到满足，进一步降低了总体消费水平。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8.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从67.7%下降到31.2%，基本达到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消费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最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在持续产生影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不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再者，我国现行税收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多为从价税，针对消费课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特别是普通消费者的消费。

最后，政府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投资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建投资的急剧下滑，重要原因是政府行为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发动机的动力已经大为减弱。目前正在进行机构改革，进行债务达标、政府职能的转变，新官要理旧账，在债务上形成追责制度，等等。投资下滑特别是基建投资的下滑，与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调整密切相关，这样的变化在未来会是常态。按照改革的目标，地方政府的职能要重构，从过去管制型政府、投资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种转变要求政府的投资能力弱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挤水分”。在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下，新一届政府在投资数据上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过去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虚高，2016年达到81%，2017年为77%，而最后核算出来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仅有44%，可见投资的水分之大。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工作的重点和改革深化的方向应有重要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近三年来，在各方的努力下取得了重大成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也已达成阶段性目标，未来需要对总体经济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和路线设计，以更好地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首先，在去产能方面，工业产能利用率显著提升，相关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2018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已达到76%以上，比2016年同期提高近4个百分点，PPI同比总体涨幅超过4%。其次，在去库存方面，房地产库存已经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房价轮番上涨。再次，在去杠杆方面，总体债务率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工作思路也在进行重要调整。在总体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后，2018年8%的M2增速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是否过低，是继续进行整体去杠杆还是转向结构性去杠杆，是继续进行增量调整还是启动存量调整，以及去杠杆过程中的方式方法问题等，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定位。最后，在降成本和补短板方面，需要从更高层面加大实施力度。需要通过财税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降低税负成本和制度成本，积极有为补齐公共服务和市场制度建设的短板，切实回应企业和居民的真实诉求，真正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此外，在降成本方面，未来可能还需要关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2018年中国物价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尽管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是很明显的变化是已经从需求推动型通胀转为成本推动型通胀。背后两大驱动因素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和国内上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上2018年房租价格大幅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居住成本出现明显抬升。尽管温和的通胀并不值得惧怕，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减轻债务压力，但是需要正视潜在风险。

从以上三方面变化可以看出，当前宏观经济的下行可能并非周期性，而是趋势性问题。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而成为中长期问题。随着美俄、美伊冲突加剧，给中国带来石油冲击。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美国经济处于周期性高点，因此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暂时未受到显著的影响，但是随着中期视角下美国经济走势逐渐下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才会真正显现。从内部环境看，企业、消费者和政府新的行为模式一旦形成，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扭转，而必然成为中长期问题。

二、变中有忧

总结2018年的新变化，虽然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在6.5%以上，但分季度是持续下降的，从年初的6.8%降至第二季度6.7%，第三季度6.5%，第四季度则可能为6.3%。2019年宏观经济运行可能具有新的特征，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换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第二，在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变化的影响下，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冲突在其他领域的展开，也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出口会回落，外需不旺，日本、欧洲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第三，2019年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决定了2019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

第四，很多金融参数创历史新低说明中国经济内生性收缩压力较大，2019年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债务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回旋空间大幅度缩小、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观情绪的蔓延，都决定了不同领域的短板效应将加速显化，局部风险将在房地产市场、汇市、股市、债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持续释放。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利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对2019年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如下：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左右，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投资意愿低迷的态势难以扭转，全年投资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居民债务攀升导致的消费基础削弱，全年消费增速为9.0%。外部环境继续恶化，全年出口增速降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降为994亿美元。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温和状态，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进一步考察，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过程中，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突出。

第一，外部冲击的风险。在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的裂变期，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的特征，特别是中美冲突具有长期性，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构成极大挑战。2019年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

第二，失业压力加大和就业质量下降的风险。目前就业总体平稳，但就业和工资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特别是第三季度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同比下降27%，为2011年来该季度指标首次出现负增长。2019年就业还将面临四大冲击。一是贸易战从资本密集型行业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延伸，相关产业的就业承压。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将使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生产的就业损失不下300万；如采取5%的竞争性贬值措施，损失或可控制在百万内。二是近几年第二产业加速排斥劳动力，每年在500万人以上，叠加贸易战的影响，预计2019年第二产业的就业排斥量达到600万~800万。三是服务业出现周期性放缓，近期服务业生产指数和投资均出现大幅下滑，就业创造功能将急剧衰减。四是“双创”浪潮步入中后期所必然出现的失败潮，2019年释放的劳动力可能呈现井喷之势。

第三，房地产市场剧烈调整的相关经济和金融风险。2019年房地产市场发生调整的风险明显加大，并可能产生“交叉感染风险”，成为影响短期经济走向和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高压管控下房价出现明显“复涨”的趋势，同时房地产企业土地库存快速累积、杠杆率持续攀升、短期偿债能力恶化、债务违约从非标市场向债券市场蔓延，标志着2019年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风险加大。

第四，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债务问题集中暴露的风险。201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偿债高峰期首次到来，从3523亿元剧增至17842亿元，但财政收入增速加快下滑、土地出让金收入回落、创新项目烂尾工程和坏账增多，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显著加大，局部风险可能会集中暴露。

第五，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不可持续的风险。一是在目前的民间投资回升中，房地产投资起到了较大支撑作用，2019年面临同向波动的风险；二是民间制造业投资可能受到2019年进入去库存周期的不利影响，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所受冲击更大；三是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总资产同比减少4.7%，而资产负债率却上升到56.1%，比2017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民企债券违约金额开始急剧增加，前三季度已接近500亿元，比2017年全年提高300亿元；四是国际分工格局正在重构，经济新冷战格局的苗头显现，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吸引制造业投资，中国可能面临趋势性投资外流。

第六，汇率波动加剧的风险。随着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和美联储加息提速，2018年初至今，全球2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兑美元全部出现贬值，阿根廷、土耳其已经爆发了货币危机，紧随其后的就是“金砖五国”均贬值10%以上。目前中美利差已经收窄至零，随着2019年美联储加息继续提速，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

三、稳中求进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9年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稳”即经济增长要防止大起大落，合理确定适度经济增长目标，使经济增长速度与CPI增长速度（菲利普斯曲线）与失业率（奥肯定律）之间相互协调，相应地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要提高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有效性，同时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要松紧适度。“进”则是指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给侧入手，以改革为动力，有效地克服和缓解国民经济深层次的系列结构性矛盾，从而真正推动发展方式有效转变，切实实现新发展理念的转变。

“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质上是要求在宏观调控中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总量调控与结构转型，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逆周期调节和趋势性引导有机统一起来，“稳”更多地体现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和短期（年度）增长目标及逆周期调节的要求，“进”则更多地体现供给管理结构转型和长期发展目标及趋势性引导的要求。没有宏观经济运行的“稳”，或者经济过热（大起），就不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成为迫切客观的需要，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适应市场需求疲软下的新的竞争要求，过热的市场需求环境下企业不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或者经济过冷（大落），也就难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低迷经济下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市场环境不允许加大供给侧改革的力度，由此会加剧失业。因此“稳”是为“进”赢得时间窗口的必要基础，“进”则为长期稳定均衡发展创造可能，没有“进”便不可能有真正长期的“稳”。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风险和失衡，深层次原因主要集中在供给侧，并且主要是结构性失衡，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重要的来自需求疲软，而需求疲软中投资需求之所以增速持续下滑，重要的在于供给侧经济结构升级动力不足，而这又主要源于创新力不足所导致的新动能转变迟滞，缺乏有效的“好”的投资机会是投资需求难以有效增长的根本性原因。消费需求之所以增速下滑，重要的原因同样在于供给侧：一方面，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存在扭曲，在宏观部门之间的分配上，居民部门增速相对低，在微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较为显著，从而抑制了社会消费力的释放；另一方面，消费供给方面的结构、质量、安全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力应有的扩张。而这些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的克服，必须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机制上特别需要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没有“进”就不可能在经济结构上和经济体制上保障长期稳定均衡增长。

基于上述，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稳预期需要对宏观政策进行一系列的微调，微调的核心不是简单地进行宽松，而是要稳定信心。目前内部不对称的效应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刚刚提振的市场信心显著回落，很可能会通过收入预期和投资收益预期，对消费和投资走势产生额外不利影响，甚至陷入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因此，要对宏观政策进行一系列的微调，但微调的核心不是简单地进行宽松，而是要稳定信心。当前正值改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也是地方政府、国企、金融机构的行为重建的关键时期，因此，并不是要进行大的政策调整，而是在保持战略定力、保持底线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市场信心的维护和预期的引导。

变中有忧的新形势要求增强宏观政策调整的有效性，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这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一要增加惠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二要加大减税力度，出台针对生产性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减税举措。多年来，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速和经济改善程度。其中，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长高于企业增长和经营改善情况；国内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高于消费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

针对当前投资下滑，尽快推出改革举措，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短期稳增长的核心依然在于稳定投资，但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要作大幅调整。不能重回大搞基建投资的老路，因为当前的债务负担已经严重绑架了整体经济增长的模式，大搞基建只会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债务，加剧债务风险和恶化资源配置效率。应当尽快出台启动民间投资的系统方案，以全面调整投资预期，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的措施来启动民间资本。启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关键在于提高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而预期收益率的提升来源于产权的保护、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下降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张等方面。必须开启大量基础性的、中期导向的重大改革：一是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改变目前扭曲的动力机制，从投资型政府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二是对国有企业投资体系和利润使用进行战略性重新定位改革，非主营业务投资必须严格限制；三是对各类管制重新梳理，必须看到以制造业为主的民间投资空间已经饱和，各类市场型和半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放十分重要；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应在立法执法和规则化进程中为基础性和关键性改革服务。

针对消费疲软，必须扭转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一要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多渠道和多主体提供房地产供给，有效控制房价，减少居民在房地产的过度支出，释放消费资金。二要推动税收结构改革，发挥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正在造成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损失，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三要实施与消费相匹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的释放，适应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联合国富足标准后的消费升级需求。四要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加速民生工程建设，减少居民为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提升消费。五要加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充实消费基金。六要加强消费市场监管，特别是健康、医疗、幼儿教育等新型消费领域，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安心的消费市场环境。七要利用消费税减免等相关税收政策以及信贷支持等金融政策，鼓励消费增长，优化资源向新型消费领域配置。

第二，加快推进基础性改革，以从根本上提升市场信心。虽然很多改革已经展开，但是实质性的改革进程才是攻坚克难的关键，也是其他一系列调控和管理必须服从的逻辑。因此在宏观调控方面，要坚持底线管理的思路，强化改革的首要性。

稳中有变的新形势要求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使逆周期总量宏观调控与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提高竞争性效率和完善社会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协调统一。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关键是要深入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市场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各种“软约束”，特别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银行、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各种软约束。因此，利用国有企业去杠杆和市场化改革重建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利用监管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重建银行的行为模式，利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重构政府的权力边界和政府行为模式，乃是破解过去“治乱循环”的关键。只有利益边界发生变化，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才会发生变化，只有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才会发生变化，去杠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达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目的。

第三，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战略定位，同时策略性地安排政策顺序，加强政策的配合。从中国国情出发，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体，部分经济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软预算约束和刚性兑付问题，这就使杠杆率易出现过快积累和上升，并同时导致杠杆利用效率及形成的资产质量出现显著恶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较快，杠杆率水平远高于同行业民营企业5~10个百分点，呈现明显的债务结构分化特征，也导致同期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上升明显加快，集中反映了中国投资效率的下降。因此，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利用效率问题。中国真正面临的债务风险不是来自于总体债务水平，而是债务结构错配，不是资不抵债的清算风险，而是资产质量和收益下降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的风险。因此，总量控制的去杠杆操作可能抓不住杠杆率问题的“牛鼻子”，甚至可能在金融市场扭曲的情况下，恶化债务结构问题而加剧债务背后的风险。推动经济降杠杆，国有企业应是重点。正因如此，为了避免去杠杆政策的定位不清和实施效率受损，中央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思路，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尽快把杠杆降下来。

第四，宏观政策的选择需要更加缜密，需要注意新环境中政策执行者的行为变异所出现的地方政府新的换届效应以及中央政府调控中强监管与强实施的叠加效应，避免政策执行出现超预期后果。从经验上看，中国从紧或者宽松的政策定位，往往会带来两种效应。一是不对称效应，表现为政策宽松时以地方政府和国企宽松为主体，而政策收紧时又以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主体。二是叠加效应，目前国家机关在执行党的政策的时候，实施力度很大，层层加码效应比过去更为严重。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相似，一些宏观决策部门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就导致在本轮调控里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第五，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理顺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力度。要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进一步提升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效果。

一是“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从目前产出缺口由正转负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力度需要加强，但0.02%的缺口意味着短期需求管理的力度不宜过大，必须容忍2019年出现一定（比如0.2~0.3个百分点）趋势性下滑。如果经济增速回落到6%，就业缺口将达到300万左右，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及创造良好改革环境不利。因此，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取6.3%较为适宜。

二是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消费增速下滑的内在原因，巩固中国3亿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基础是工作的重点。适度容忍投资增速的回落，提升投资收益率是降低债务率和杠杆率的核心，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三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四是货币政策应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要发生变化。高度关注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的收缩、M0和M1增速的持续回落、货币供应增速与名义GDP的匹配性、美联储政策调整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异变。2019年M2增速可以恢复到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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