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经济模式的差异性问题，不应简单地把中国列出来，成为问题的唯一，而是要考虑各种普遍存在的差异。

近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署名文章《如何纠正世界贸易？》（How to Set World Trade Straight），提出了美国的WTO改革方案。

莱特希泽强调”零打碎敲的改革无法使WTO摆脱当前困境”，成员应再次承诺”市场化改革”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主张“终止在自贸协议上的跑马圈地”（end the free-trade-agreement land grab），除了邻近国家之间签署的自贸协议之外（如欧盟和美墨加协议等），WTO成员应相互给予“真正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

莱特希泽还主张中国、印度等大的先进经济体不应再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还要制定新规则来制止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经济扭曲”。

如何看待莱特希泽的上述主张？这些还需从全球化及其问题与全球治理说起。

一、全球化中的差异性问题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1999年，我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看到满街的游行示威者，颇为惊讶。那一年是当今国际经济秩序遭受重创的元年，游行的人们要求“No more WTO，No more free trade”。

2003年WTO坎昆部长级会议的反全球化游行声势浩大，其中最为惨烈的是韩国农民李耿海（Lee Kyung Hae)把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胸膛，他用生命表达了他的贸易立场：跨国公司和少数大国在领导世界走向全球化，农民成为牺牲品。在坎昆，时任美国贸易代表（USTR）佐利克等提出了竞争性自由化的新玩法，从此，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流行，多边体系走向碎片化。

马来西亚贸易专家马丁·柯尔认为，世界面临两个相互冲突的范式，一个是在全球化的体制内做工作，另一个是以甘地式的、社区为基础的，依靠区域内贸易的国家经济。马丁·柯尔是发展中国家的顶级专家，无论多么艰辛，他一生都跟踪WTO事务，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他所描述的两个范式的冲突正日益加剧，逆全球化声音高涨。

在全球化过程中，诸多问题呈现出来，其中最关键的两点是：

其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于技术与发展差距的存在，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日程日益分化。一些国家依赖资源禀赋进入世界市场，但同时希望找到摆脱资源诅咒、实行工业化的道路；一些国家进入了全球价值链，但希望得到附加值含量大的分工机会；而少数国家站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合门槛边。

其二，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政府的作用及国家的发展模式成为各国经济竞争中的争论焦点。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冠以“国家资本主义”、”非市场经济”等标签，受到排斥。除中国之外，仍存在各种争议，其本质是政府到底应如何干预经济。

二、全球化不会逆转

虽然全球化充满矛盾，但在尚未认清全球化运行机理的情况下，如果错误地认为通过人为操纵就可以推行“逆全球化”，将引发世界经济更大的灾难。

自新航路开辟之后，全球化就在世界市场的开拓中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15世纪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带动了欧洲与其他大洲的跨洋贸易，蕴育了世界市场。17世纪中叶，英国取得海上霸权的地位后，通过自由贸易将整个世界连接成一个世界市场。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生产方式从手工业迈向机器大工业，生产范式和世界市场找到了契合点，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速。当时，商人们将原棉从世界各地运到英国的工厂，那里的工厂拥有世界三分之二的纱锭。一大批工人把棉花纺成线，织成成品织物，然后经销商把它们销售到世界各地的市场去。

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新的跃升，世界市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载体，各国经济联系愈加紧密，进而在20世纪形成全球价值链。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使资本、技术、人员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加速流动，经济全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全球化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其特点：第一，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二，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世界市场，只有在世界市场中，贸易、投资、生产和消费才能循环进行。第三，世界市场是不变的，但全球化的经济形式，即生产、贸易、投资和消费的方式是变化的，正是这种变化，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全球化是不会逆转的，但生产、贸易方式会发生变化，同样会发生变化的是各国在全球化中的分工及实力。

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出现了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声音？这是因为全球化使不同国家落入不同的竞争空间，因而各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国对全球化的态度不同。

但是，自新航线开辟，贸易就是在全球市场中展开的，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生产都是在世界市场中布局的，百分之百退回到国内生产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是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找到全球治理的方法。

三、重构WTO改革框架

1、强调发展，解决国家间经济发展差异

解决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就应将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定位在发展上，这应是WTO改革的核心目标。2019年7月，印度、南非、古巴、厄瓜多尔、马拉维、玻利维亚、突尼斯、津巴布韦和乌干达等已经表示，发展必须始终是WTO机构和未来的任何改革的”核心”。2018年6月，中国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白皮书写道：”中国将以更大力度、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更多机会。中国愿与全球贸易伙伴一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其经济的主要部分仍处于马丁·柯尔所描述的甘地式的社区阶段，类似家庭作坊的非正式产业发挥着作用。这些作坊解决了部分就业，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企业无法形成生产率提升的机制，无法使国家进入真正的工业化阶段。许多外资在非洲的投资流向资源部门，无法促进非洲经济的转型升级。

18世纪，英国的棉花产业爆炸式增长，其原因就在于棉纺织业有着特殊的空间分布，殖民地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非洲专家恩斯特·亨里齐在1899年指出：”在各国人民之间的巨大经济竞争中，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正成为其中心。我们的殖民地，如果要对母国真正有利，就必须提供大量的原料，以便能够反过来购买大量的母国工业产品。”作为优质棉花供应国的埃及，曾希望建立自己的纺织业，他们买英国的机器，高价聘请英国的技师。但埃及的工业化努力很快就失败了，无法和能容纳世界三分之二纱锭的英国工厂竞争。甘地式的手摇纺织方式，不过是民族生存的底线方式。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与较富裕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占全球财富的份额从2000年的80%下降到2014年的71%，而中等收入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财富份额从14%上升到22%。这并不意味着这类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的风险。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新技术的投资及技术转化的生产能力。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是如何缩小与前沿技术差距。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例，技术突变会形成一系列新的产业，如围绕数据形成云储存、云服务产业，围绕5G形成一些硬件、软件产业。这就决定了首先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国家赢得进入优势，并会保持一段时间，而新进入者很难快速将其生产率水平提高到具有规模竞争力的水平。

我去年在墨西哥讲学，惊讶地发现，那里离第四次工业革命很遥远，不到10%的人口使用网络购物；因为银行的垄断，墨西哥私人创业公司无法开拓支付宝这样的支付业务。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可能使非洲工业化更难，如果鞋子都可以用3D打印生产，那么，非洲国家可能失去了最后进入传统产业的机会。

这就是说，哪个国家会在世界经济中受益，哪个国家会相对贫穷，越来越取决于国家的分工位置和技术能力。因此，WTO改革要比市场准入走得更远一点，讨论技术转移和产业问题，这才是发展之道。问题是同样受国内经济困扰的发达国家是否愿意给发展中国家腾出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空间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原本占据传统优势的制造业，在发达国家日益面临国内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似乎很难出让政策空间。WTO改革需要解决这一关键问题。

2、强调包容，解决国家间经济模式的差异性

因经济模式而爆发冲突的极端案例是冷战爆发。美国用多边《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工具形成反苏联盟的同时推出马歇尔计划，苏联和东欧明确拒绝马歇尔计划，引发美苏经济对立。目前，中国仍是WTO的积极参与者，虽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意识形态分歧，但是，只要中美政治上不陷入剧烈冲突，发生美苏那样的经济冷战可能性比较小。当然，这并不排除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打压，从科技领域开启脱钩，将中国限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外。

经济模式的差异性是各国的普遍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针对中国的问题。各国经济发展选择不同模式是普遍的、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到甘地式的社区模式、意大利的家族企业模式、北欧模式等。日本的独特经济模式曾备受争议，1955年，日本加入GATT时，当时33个成员国中，只有19个成员国同意对日本执行GATT条款，其余的成员不接受日本经济发展模式，援引不执行条款拒绝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接近失败，美国政权与华尔街一起，不但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也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那么，美国模式是否应该在WTO改革中讨论一下？

处理好经济模式的差异性问题，不应简单地把中国列出来，成为问题的唯一，而是要考虑各种普遍存在的差异。

解决经济模式差异性的关键是要界定政府的权力和职能。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权力界限，明确国家经济主权的管辖范围和可以让渡给国际协定的范围。例如，国际组织在公共产品、涉及一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方面不应该具有高于国家主权的权威，贸易协定不能强迫各国政府将公共领域商业化。另一个层面是各国政府应如何安排一国主权范围内的经济政策，这需要更多讨论。

四、对美国WTO改革方案的评论

回到文首莱特希泽的署名文章中的主张，我认为美国以这样的框架起步，为各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设了一个相对合适的门槛。“市场化改革”和“最惠国待遇”是基于GATT框架的老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可以在今后的贸易条款谈判中被无限扩大，成为更多问题。

另外，莱特希泽主张终结佐利克的竞争性自由化，这一点，作为多边主义者，我是同意的。美国强调“市场化改革”和“最惠国待遇”验证了本文“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市场”这一观点，是结束多边体系碎片化的时候了。

那么，美国方案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就是两个，一个是特殊和差别待遇（SDT）条款，另一个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特殊性问题。本文第三部分谈及的两个问题，正是对美国方案中这两个问题的回应。

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特殊条款，该条款赋予发展中国家特殊的权利，要求发达国家在对待它们时使用比其他成员国更为优惠的政策。根据WTO秘书处的分类, SDT有六种类型：（1) 旨在增加发展中国家成员贸易机会的规定；（2) 要求所有WTO成员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员利益的规定； (3) 承诺、行动的灵活性以及政策工具的应用； (4) 过渡期；(5) 技术援助；(6) 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规定。

本文第三部分指出，给予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机会，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这一点，莱特希泽没有谈及，他强调了市场准入。强调市场准入的自由化是符合全球化的逻辑的，全球化之所以不会发生逆转是因为世界市场的存在，资本需要这个市场。但是，如何保障市场准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受损害，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纳入到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条款中，强调有差别的市场准入。

坎昆部长级会议后，时任欧盟贸易委员会委员地帕斯卡·拉米曾提议在农产品以及工业品领域对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一些极易受到损害的发展中国家不对等开放市场，发达国家提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这是一个好建议。

关于中国，美国认为是特殊性问题，本**调，各国的经济模式都有其特殊性，要发现界定政府职能边界的一般方法，从而才能在WTO改革中找到立法的钥匙。

（文章来源于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