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份宏观经济运行可以看出，通货膨胀、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引发进出口和投资波动等周期性风险本身是可控的。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还是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这种乏力在贸易摩擦环境中会进一步放大短期风险因素，成为未来最大的风险来源。以产业升级为取向，减税好于扩大基建，但这都不是最有效政策。市场不能自发完成大规模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介入。针对转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选择，但是在执行中需要从上游行业减产能转移到关注接近消费端的下游行业转型。

周期性风险可控，经济回旋空间较大

在多重冲击下，8月份工业服务业依然稳定，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加强，社会总体价格水平稳定。这表明宏观经济韧性很强，短期冲击自身是可控的，完成全年预定经济目标问题不大。

工业和服务业稳定向好。1月份-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9%。在国内相对稳定的消费市场保障下，工业、服务业对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有足够的支撑。

固定投资未来会逐渐企稳。1月份-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3%，增速比1月份-7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但是随着基建投资发力，会逐步抑制下滑，处于相对稳定趋势。

价格稳中有升，通货膨胀压力有限。未来CPI推动力量主要来自非洲猪瘟对猪肉价格影响和伊核协议、美国飓风推动的石油价格上升。燃料类价格同时也是推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由于美国会推动石油价格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可控，对货币政策空间的挤压有限。

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未来抗风险能力提升。1月份-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1%，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46%，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同时在减税放权的作用下，经营成本增速显著下降，利润带来的稳定现金流为应对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等提供了较好的抵御空间。

宏观景气持续，市场主体信心回升。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3%，保持平稳扩张态势。特别是中小企业PMI指数均处于扩展，显示了较好的态势。由于中小企业利润低，是受到冲击最为明显的，这意味着经济总体态势健康。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2%，非制造业总体扩张步伐有所加快，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4.3%，其中，医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PMI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1月份-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分别增长11.9%、8.8%和8.8%，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4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结构进一步优化。1月份-8月份，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16.33 +0.37%,诊股)、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6.0%、19.4%和13.4%。经济质量稳步提升。

社会融资环境总体平稳，不用过分担心存款增速。8月份社会总融资总额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今年累计社会融资比去年减少18964.7亿元。社会融资总额是和投资密切相关的，随着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力量不断加强，社融变化是正常的。在降杠杆稳定金融风险的导向下，今年总体流动性提供是可以接受的。未来存款增速放慢会是一个常态化现象，不用过度解读。

中国经济最值得担心的不是近忧而是远虑。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出现了严重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这在面临贸易争端等因素时候会放大短期冲击，造成市场焦虑心理，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源。

当前内生动力不足是要素推进型赶超阶段逐渐接近尾声的必然现象。关键问题就是创新引领下的持续增长。增长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是行业的转型，是新技术推动下的新行业的兴起和传统行业提升。增长模式转型的困境在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迟缓。

政策建议

由于短期风险是可控的，最大的风险来源是转型迟滞放大短期冲击，所以宏观政策在适度关注短期的同时更要关注结构转型，要以促进产业升级为判断依据。

一是特别关注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行业影响。一般认为宏观政策主要关注总量，实际上总量的宏观政策都会落实到具体的产业。货币政策尤其是容易被认为是总量，但是会通过不同行业的融资依赖度影响融资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所以要特别关注定向信贷，促进转型。

二是短期内要切实加大企业减税力度，推进上游国有企业产品适度降价，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在转型的过程中企业有很大的资金投入，当前企业有面临短期不确定性，这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和坚实的资产负债表。为了更好地修复下游行业资产负债表，需要落实好减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国有企业集中的上游采掘业和原材料行业价格上涨推升了下游总体成本，建议国有企业适度降价，补贴下游，为转型和防风险做准备。

三是基建，尤其是道路等基建，不是现在产业升级的迫切短板。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等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并不构成中国从传统制造向现代制造转型的障碍。大规模基建主要带动的是建材和建筑业。这两个行业上升虽然在总量数据上会很好看，但主要是用建筑业掩盖制造业转型，并不会在实质性促进转型。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基建投资抵御风险最后更多依靠的是基建投资争取的时间，外需向好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传统的基建是以时间换空间。在当前阶段，这种思路是不合适的。

四是财政支出更应该关注职工培训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减少企业社保缴费。转型过程中企业难以承担职工行业转换的培训成本等，这些需要财政来进行帮助。职工培训、社会安全网是产业转型真正的短板。二战后，美国青年士兵上大学等政策很好地起到了职业培训作用，为战后美国经济发展转型奠定了基础。为了让企业有更多资金，财政需要更好地承担社保职能，降低企业费用。

五是切实加快国有资产划拨社保，加大转型的社会保障力度。财政承担社保职能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转型期，财政收入增速不宜过快。在这种环境下，加之我国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历史负担，社保资金缺口很大。这部分需要国有资产划拨来弥补。这项政策早有规定，但是执行较慢，在当前需要加快。

六是适当允许增加金融机构风险暴露，转型期不宜从外部过分收缩信贷条件，强化金融结构内部治理建设。产业转型必然涉及到资产重估，旧有行业资产价值会大幅度下降。现在我国信贷风险增大部分原因也与此有关。因此，需要在一程度上加大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此时，不宜在外部进一步紧缩信贷条件，降低金融机构贷款意愿。需要在内部加强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建设，提升风控水平，加大风险定价和相关金融产品的开发。

七是加大跨境资本监管，维护国内各项资产价格稳定。虽然在产业转型期资产价格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目前转型迟滞，放大短期风险的环境中，资产价格调整必须有序，防止引发金融危机。在美国加息，美元强势的大环境下，需要加大跨境资本监管，切实维护好国内资产市场平稳。

原文链接：http://opinion.jrj.com.cn/2018/09/150004250943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