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季度中央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全面加码，宏观经济已呈现短期趋稳态势。但艰难的状况似乎并不会就此结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应约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表示，2015年不是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的第二个底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经济周期决定了2016年中后期才能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2016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持续筑底的一年，很多指标将在持续下滑中逐步止跌。刘元春强调，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探底决定了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

各种指标深度调整

《华夏时报》：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诸多表象来看，艰难时期似乎会持续到明年？

刘元春：2015年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艰难期的第一年，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速大幅度下滑和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已经滑向萧条的边缘，有效需求不足开始替代趋势性下滑力量，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随着二季度中国“稳增长”政策的全面加码，中国宏观经济在外贸回升、房地产投资触底以及消费小幅回暖的作用下，于三四季度局部触底回升。但是，由于“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宏观经济内生性收缩力量不断强化，去杠杆和去库存不断持续，基层财政困难的显化，部分行业和企业盈亏点逆转，“微刺激”效果递减等因素，“稳增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路径。并且由于年中股市崩盘的持续影响，本轮周期出现稳固底部的时间可能比预想的推迟一到两个季度。从周期角度来看，2015年不是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的第二个底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经济周期决定了2016年中后期才能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2016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持续筑底的一年，很多指标将在持续下滑中逐步止跌。

与其他年份不同的是，2015年在总体疲软的环境中各种结构指标出现深度调整，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市、债市和房市的泡沫交替、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同时并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诸多因素尚待明确

《华夏时报》：如果本轮中国经济的底部是多种周期性力量合力的产物，现在需要对哪些因素有明确认识？

刘元春：必须明确的问题是，世界经济是否将在2016年出现二次探底？房地产投资是否会在明年二季度成功反转？中国的债务重组是否能够缓解企业的债务压力？中国存量调整是否能够大规模启动？增量扩张是否足以弥补不平衡逆转和传统存量调整带来的缺口？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是否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悲观预期，并有效化解“通缩-债务效应”的全面显化？新一轮大改革和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否得到有效的构建？这些因素将一起决定本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

《华夏时报》：上述问题将会有哪些具体表象？

刘元春：首先，2016年世界经济难以摆脱2015年的低迷状态。一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化、中国进口需求的进一步回落、国际大宗商品的持续下滑以及全球制造业前期错配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的显化，都决定了2016年新兴经济体的动荡将超越以往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各类波动。二是各类地缘政治的超预期冲击可能导致欧洲经济复苏的夭折。三是全球投资收缩和贸易收缩并没有结束，世界宏观经济不仅缺乏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缺乏经济反弹的增长基础和中期繁荣的基本面支撑。四是世界危机的传递规律决定了本轮危机从金融到实体、从中心到外围的传递并没有结束，新兴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刚刚开始。因此，世界经济不仅面临总体性的持续低迷，同时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这决定了中国不仅将面临世界贸易收缩带来的持续冲击，同时还面临全球资本异动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探底之前成功实现周期逆转。

其次，中国的存量调整尚未实质性地展开，行业的过剩产能没有全面退出，作为资金黑洞的各类僵尸企业依然普遍存在，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在滚雪球效应的作用下依然是各类资金投放的焦点。因此，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存量调整政策将决定存量运行的底部和反弹的时点。存量经济的底部不现，总体经济的底部就不会到来。

第三，过高的库存和过度的区域分化导致中国房地产周期调整比以往要漫长，并存在复苏夭折的风险，2016年房地产全面复苏的预期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但即将出台的存量房地产库存政策将大幅度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并提前实现房地产投资增速的逆转。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不逆转就难以实现短期的经济企稳。

第四，增量调整在近几年持续开展取得了明显的收效，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周期，难以在近期完全填补传统力量转型的缺口。2016年持续加码的增量调整，一方面面临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另一方面也面临过度扶持带来的泡沫化风险。

第五，债务周期是决定本轮中国经济周期的最直接力量。2015年6-7月的大股灾加速了中国债务率的上扬，2016年中国IPO的全面重启、地方债务的加速置换以及不良资产的剥离和处置将直接决定中国债务周期运行的状况。债务困局不打破，吸金黑洞不消除，中国宏观经济中高速的良性运行机制就难以出现。

第六，新一轮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的缺乏是经济持续回落的深层次核心原因。2016年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再定位是否能够构建出新一轮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中国宏观经济能够实现触底反弹的关键。

明年经济持续探底

《华夏时报》：明年的状况会有些好转吗？

刘元春：2016年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探底的第一年，也是近期最艰难的一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将进一步回落，微观运行机制将出现进一步变异。这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存量调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扩展带来契机，从而为2017年经济周期的逆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常态化打下基础。

预计2016年GDP实际增速为6.6%，比2015年进一步下滑0.3个百分点，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仅为-0.1%，2016年GDP名义增速为6.5%，较2015年回升了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增速为5.4%，较2015年进一步回落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小幅回落，增速为8.0%。

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落，增速估计为9.6%，但考虑价格效应，实际增速与2015年基本持平。

2016年消费依然平稳，增速估计为10.3%，较2015年略有下滑。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传递，新兴经济体动荡的加剧，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的乏力，2016年中国外部环境持续低迷，但由于基数因素，全年贸易增速将出现反弹。预计2016年出口增速为2.1%，进口增速为1.1%。贸易顺差为37892亿元人民币（5829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5.1%。

随着全球需求的低迷、超级大宗商品周期的持续以及各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输入性通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叠加内部需求的下滑，将使2016年价格水平保持较为低迷的状态。预计CPI为1.3%，PPI负增长明显收窄，GDP平减指数为-0.1%。

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预计2016年在基金收入持续恶化的作用下，政府性收入同比仅增长2.1%。

宏观政策或再定位

《华夏时报》：明年最需要关注的宏观趋势是什么？

刘元春：2016年不仅要面对探底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面临两大类风险：一是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带来的宏观经济内生性加速下滑的风险；二是各种“衰退式泡沫”带来的各种冲击和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对于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四大问题进行高度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经济探底与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萧条期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探底决定了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一是要从全球不平衡逆转和全球危机传递的角度来认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政策的作用，明确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中的主导作用；二是2016年供给侧政策必须在增量调整的基础上全面强化存量调整的力度，盘活存量、清除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毒瘤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复苏的关键；三是需要政策一方面配合供给侧调整采取积极的取向，另一方面也要在下行压力突破底线之前采取更宽松的定位，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定位要打破惯常思维；四是在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的基础上，积极财政要向定向宽松的方向调整；五是探底进程中的货币政策应当有适度宽松的导向；六是必须抓住2016年触底的时机，寻找大改革的突破口，并以该突破口为出发点，重新梳理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操作模式。构建新的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机制是2016-2017年调整的关键。

《华夏时报》：由此来看，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关注重点会否有所调整？

刘元春：首先，应高度重视世界经济在大停滞和大分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通过深入研究本轮世界危机爆发的本质以及传递的规律，把握中国经济调整的性质和可能的方式。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侧管理具有辅助性，其核心在于防止转型过猛带来的总量性过度下滑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第二，近期出现的“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必要性。

第三，应从战略层面认识到调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要认识到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的萧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社会风险，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机制。

第四，应高度重视2016年面临的两大类风险和四大核心领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给侧调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第五，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

第六，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难以适应中国新常态艰难期的要求。

第七，金融改革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针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快速推进。

第八，调整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防止部分区域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新一轮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线库存过高的城市出现局部房地产崩溃的问题。

第九，随着宏观经济调整探底过程展开，经济下行压力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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