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透露，发改委日前组织召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明确了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是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将通过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并且完善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和帮扶机制。

改革头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但也带来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何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带动余下的多数人一起走向富裕，就成为新时期改革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波及到中国经济，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制造业面临巨大的负面冲击，只能通过艰苦的经济转型才能够重振中国经济。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企业的转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的转变。事实证明，政府主导下的主动转型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经济增长避免了断崖式的下滑，还能够保持6%~7%的增长率，对大国经济来说，实属不易。

主动转型带来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过去深层次的问题目前正逐步得到有效遏制。而现有研究表明，近年来好的苗头正在慢慢呈现，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持续增长；二是居民消费占比在经历了低谷之后，正在缓慢回升；三是城乡差距正在显著缩小；四是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明显上升。这些好的苗头得益于主动转型的溢出效应。首先，主动转型带来现存产业的升级以及新产业的层出不穷，这些产业和过去的传统制造业相比，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行业的边际利润率增大，客观上带动了这些行业的就业者收入水平的上升。其次，城镇化的稳步扩展配合经济的主动转型，带动了城镇服务业的发展，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化解了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潜在失业压力。再次，新产业的崛起和服务业的扩展创造了新增劳动需求，对就业者的收入水平提升创造了条件。最后，最近几年公共政策开始转向促进公平导向的政策思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越来越得到重视，这也大大缓解了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

不过，也应该看到，低收入群体增收，仍面临很多挑战，具体表现在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依旧较大；区域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这些问题既是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必然出现的难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需要克服的难题。加快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解决这些难题的途径。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深化的过程，更是一个有序的市场化的过程，经济转型需要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下逐步展开。也就是说，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如何确立合理的产业政策边界的问题。从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实践看，即便如英国和美国这些发达市场经济体，同样实施着不同形式的产业政策，日本更是普遍采用产业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我国的产业政策应从过去指向众多具体的生产或服务性行业转向以公益品和公共品为主的领域，即政府应主要投资于那些具有较大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比如国防、科学研究和重大技术创新等，形成国民共进、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镇化。城镇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城镇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实际上，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居民内部不平等水平的居高不下并非城镇化所导致，而是城镇化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不匹配所致。随着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人口密度相应增加，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会增加更多。如果仅仅把注意力放在解决城镇交通等基础设施上，可能有助于提高城镇管理效率，但无助于弱化城镇内部的不平等。城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因而公共服务的供给越合理，不平等现象就会越弱，从而城镇的发展会更好。未来城镇公共服务的供给应侧重于均等化上，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到城镇居住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改变目前基本公共服务差别化供给的不利局面。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应是强制性的，同时也是普惠性质的。

要有效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还需要转变公共政策的设计思路。以扶贫为例，如何识别和有效激励贫困人口？可行的办法是采取助推模式。助推型公共政策的设计思路要求政府和贫困地区家庭形成互动机制，同时引入不同村镇之间以及不同家庭之间的社会交流和比较机制，更有效地显示贫困人口的信息，改进对贫困人口的激励，从而提高扶贫的精准度。助推模式还可以推广到扶贫以外的众多公共领域，如节能环保、基本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相比于干预型公共政策，助推型公共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地方以及家庭的自主性，并形成良性竞争。政府通过推行助推型公共政策，可以更低的代价来获得更大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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