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的落户政策进一步对一流高校毕业生放开，《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明确提出，将之前“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通知中所指的“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因此，四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直接落户上海。虽然不是所有这四所高校毕业生都能直接落户，但相比于以往每年几千人的积分落户名额，此政策无疑会让通过积分落户人数翻倍甚至更多，相当于大幅扩大了户籍开放度。上海落户政策的继续开放意味着为了本地经济与科技发展，上海市更积极地在吸纳人才。过去几年各种城市户籍放开的经验表明，户籍相对放开对于吸引高教育人才具有重大影响，率先开放户籍政策的城市将更多争夺到优秀的人才资源，以及相应的企业，从而更有经济活力。

特大城市进一步开放户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意义重大。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国家倡导内外双循环，尤以国内投资消费拉动的国内大循环为主。而要促进国内大循环，无疑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满足国内需求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国内居民消费能力，尤其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而要提高居民收入，就需要打破各种阻碍收入提高的障碍，这其中户籍制度始终是重要的因素。

户籍制度对人们收入提高的影响，主要是限制了人们自由地及平等地到最向往也是最有生产力的城市工作生活的权利，从而缩小了大城市规模。而这又会进一步通过限制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作用而降低人们收入，减少人们享受丰富生活的机会。

在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早就提到，在人口较少的小镇甚至不能产生一个挑夫的工作，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大城市则相反，可以提供足够多的需求产生更多专职产业和就业。数据统计还发现，大城市的中小微企业密度更高，而中小微企业经营者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重要力量。通过户籍限制大城市发展，对于公平、效率和国内大循环的大战略都不利。

北京、上海一直是我国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户籍管制最严格的两个城市。笔者根据对落户的各个维度要求编制过全国200多个地级市户籍开放度指数，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一直位列倒数第一位和第二位，即户籍最不开放。严格的户籍管制已经对吸引人口和企业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少大学毕业生因难以获得北京户口而返回老家省会城市或到南方城市寻找工作。

同为国内一线城市的深圳和广州则开放得多，外来人口落户容易得多。而政策放开使广东经济越来越有活力和人才、企业吸引力，也是众所周知的。近几年，在中央开放户籍的政策导向下，各地都不断有落户门槛灵活调整大幅下降的新政策出现。国家层面对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也要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特大城市要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北京、上海也制定了积分制户籍开放政策，但开放力度远比其他城市小。这也使得大学毕业生群体不断离开北京上海到其它户籍易得的大城市寻找工作。

上海此次户籍放开对于特大城市户籍开放具有较大借鉴意义。同样作为超大城市的北京，在上海推出应届生落户新政后，应考虑尽快进一步大力放开落户限制。

首先，户籍放开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需要。京津冀一体化项目讨论多年，但事实上由于户籍限制原因而很难实质性推进，内部差距甚至扩大。这不利于带动地区发展。

其次，近年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已经逐步取代传统东中西部差距而更引人注目。南方经济明显更加活跃，北方则相对低迷。这与灵活调整的人才政策、积极的发展理念紧密相关。北京作为中国北部最大城市中心，甚至是唯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中心，其引领作用对于扩展北部经济圈、带动整个北方经济迅速活跃起来至关重要。如果北京落户政策不能快速进行调整，势必造成人才南流，从而会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差距，恶化全国经济差距。虽然人口的增加会造成房价增长、教育资源紧张、城市交通压力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应采用更市场化的方法而非限制人口数量，让市场进行筛选。这样才不会因为人才的流失而被动地造成城市经济发展的损失。

当然，上海的落户开放仍然是不彻底的，离彻底开放仍相去甚远。但如果能借此形成一线城市间良性竞争，改善人口政策，将对整体经济有利。这首先要从中央政策层面对特大城市规模限制的思路进行再思考，进而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城市采取更积极策略，改善公平效率，减小地区差距。

（文章来源于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