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成为加剧世界变革的重要事件。如何改善全球大流行病的应对机制？如何通过沟通化解全球危机？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会发生什么演变？全球治理能否拿出“升级版方案”？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提供一份对未来世界发展的理性指引正当其时。

鉴于此，凤凰网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起以“重塑文明与秩序”为主题的新一届“与世界对话”云论坛，以期凝聚各方睿识，预判世界风向。

疫情对全球经济有何冲击？未来有那些值得关注的现象？经济影响如何传导到全球治理领域？未来的全球化会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论坛开始的主旨演讲及问答中，透彻回答了以上问题。

刘元春指出，疫情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公共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回落、金融下滑、能源下挫、逆全球化天量宽松政策等五大史诗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刘元春表示，各政府如何应对三季度四季度全球经济深度下滑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未来美国市场的大震荡、社会政治风险引发经济金融风险、未来美国可能救助新政的疑问，都是重要的观察指标，这些不确定性上升，很可能引发更多黑天鹅事件。

此外，刘元春还就新冠加剧全球贫富差距提供了学界的若干思考。也对未来全球化的运行提供了洞见，他指出，未来会出现完全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向主权导向性的这种民族主权导向性的全球化过渡的时段。由于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的这种加剧，会使我们全球化的成本急剧上扬。原来的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可能要在一段时间里面要让位于政治的逻辑。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治理相对真空，摩擦相对加剧的全球化的一个调整期。虽然不会使全球化完全崩溃，但是这个调整期可能比以往几次全球化的调整期可能还会长，随着这种多元化区域化，大国之间的极端博弈开始展开，可能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以下为对话实录：

刘元春：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本次由凤凰网和凤凰新闻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与世界对话云论坛。这次我所主讲的核心主题是世界经济的走向。那么大家知道，从今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展现了其超级的黑天鹅的这种属性。它一方面带来了自有史以来经济全球化、交往现代化第一次全球性的公共危机，同时也带来了深度的经济下滑和社会冲击。那么目前大家会看到，在疫情本身已经出现了以东亚为主体的第一波疫情，以及以欧美为主题的第二波疫情。同时还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以拉美、南亚、非洲为主体的第三波疫情，导致全世界整个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万，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4万这样的一个惨烈的公共卫生危机。

那么这种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各种举措，直接带来世界经济出现深度下滑，出现几大史诗级的这种变化。

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各大板块出现深度回落，回落的深度已经大大超过1971年2001年下降的幅度，仅次于1929年33年大危机的水平。那么这种下降幅度不仅体现在第一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更重要的体现在第二波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这种下滑。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美国第一季度GDP已经出现了-5.8的这样的一个负增长，二季度估计会达到负30%这样的一个深度下滑。那么当然我们还会看到第三轮的这样的冲击，对于我们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这种冲击，可能带来的这种经济层面的这种下滑会更加惨烈。这个创造了近几十年的一个新低，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史诗级的变化。

第二个我们就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在欧美经济下滑之前所产生的发达金融市场的这种深度下滑。那么这种深度下滑不仅体现在4次这一个股市的熔断，体现在各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度的这种下滑，体现在各个国家金融不稳定指数、风险指数的这种全面上扬，体现在高收益债的这样的直线上扬，更体现在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出现枯竭，金融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重挫，那么这些重挫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使人们看到了由于全球的这种恐慌所引发的这种金融的脆弱性和金融的这种震荡。

第三个史诗级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会看到由于金融和预期的这种变化，以及我们地缘政治和有效需求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直接导致能源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下挫。最为典型的WTI原油在5月份的期货交割价格出现-37美元的这一个负价格，这也创造了历史记录，使整个石油出现了深度的这种回落。

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随着疫情的这种冲击，随着各个国家采取社交隔离，采取停工停产、停学、停试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举措，那么直接导致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剧烈的这种冲击。那么逆全球化在加速，导致各个国家重新思考经济安全的问题，重新要求一些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要产业回归本国，要构建风险可控的新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么当然这里面也导致大量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社会运动全面泛滥，引发大家对于经济安全的思考。

第五个史诗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在面临我们经济下挫，金融动荡，产业链重构，大宗商品大幅下挫这样的四大史诗级的变化，各个国家采取了天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前所未有的疫情救助政策。所以大家会看到美国不仅仅采取了零利率政策，同时采取了无限量的数量宽松政策，同时出台了接近3万亿美金的财政救助计划。这些政策引起各个国家纷纷出台相应的一揽子救助政策。那么全球已经累计财政刺激已经超过8万亿美金，达到全球GDP的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天量水平。

那么这些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当前世界经济未来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我们在下一步要关注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随着疫情的这种蔓延，特别是在疫情没有出现拐点之前，全球经济的底部还没有显现。按照我们的预测，全球经济的底部很有可能从前期所预测的二季度要延迟到三季度甚至到四季度。因此对于各个国家经济的这种冲击还没有完全到高点。因此如何应对三季度四季度全球经济深度下滑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是各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把控的一个关键点。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会看到随着全球疫情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经济的新深度下挫，各国的金融市场，全球的金融市场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大动荡。那么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金融各类参数，在天量救助政策的作用下出现了快速的回调，回调速度已经接近2月份的正常水平。那么这个正常水平我们就会看到与美国经济深度回落，美国社会全面骚乱以及美国的这种孤立政策，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的这种上扬，出现了完全的这种背离。那么这种背离越大，就意味着下一步的调整越深。所以说大家会看到本周星期一所出现的美国市场的这一个小幅震荡，已经预示着未来的大幅震荡将会是一种常态现象。

虽然美联储宣称还有一系列的救市政策，但这种金融泡沫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的这种脱节，必定是不可延续的，那么必定会产生再调整，那么这个再调整就会导致全球经金融资本出现一个再购，特别是对于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会带来深度的脆弱性。比如说在第一轮震荡中间，我们就会看到阿根廷出现金融危机，那么下一步哪几个经济体还会出现深度的这种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就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三个我们会看到，随着这种金融震荡增长的进一步的下挫。那么各种社会冲突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利益分配所产生的这一个冲突，会导致我们的民粹主义，社会的分裂、国际的冲突会上升到新一个层面。那么这一个产生的风险又会对我们的金融和经济产生一系列的这种反作用。那么这上面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因为目前世界治理正处于一个真空状态，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的向区域化、多元化进行迈进，大国之间的这种极端博弈已经全面上演。因此政治风险、社会冲突风险会引发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成为我们下一个阶段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因此这是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的。

第四个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随着疫情的蔓延，经济的恶化，金融的动荡，那么很多经济体在3月份中下旬所出台的第一轮一揽子方案，就显得不足。那么举个例子，集中体现在美国前四轮的救助政策可能不足以覆盖就业主体，不足以覆盖破产的企业，也不足以稳定金融市场，那么他必定要启动第五轮的救助新政，那么第五轮的这种救助新政，在债务的约束，在金融的可持续性，以及在国际政策上的这种可协调性上面，可能依然具有巨大的疑问，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来讲，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那么当然把这四方面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2020年世界经济进一步的深度下滑，各个主要的研究机构会进一步的下调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但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是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的上扬，引发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出现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因此在2020年各个国家的政策必须要强化底线思维，各个国家政府必须要在这种疯狂的多元化体系里面，要寻找到可以进行合作的这种契机，要寻找到新的合作的这种途径，新的寻找经济缓和的这种平台。

我们当然也会看到202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深度下滑过程中间，也会出现大幅度的这种分化。那么这个分化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很可能会成为大国经济的最为耀眼的这一个经济增长体，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们也寄希望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事件，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能够在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这关系缓和的基础上，能够展现出新的它的形态。那么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凤凰网:先问一下您刘校长，就是说您之前也提到过，贫富分化会是将来全球化有非常大的问题，那么您觉得现在这次疫情可能也会加大这样一个差距，您觉得这在以后世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去缓解这样的一个去拉近这样一个收入差距。

刘元春:收入分配大幅度的这一个恶化，并不是这几年的故事，而是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全面下滑。它其中体现在第一个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大幅度上扬，前1%的富豪所占有的全球的这一个财富已经大大超过后50%的财富的总和。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也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差距上面。那么这个贫富分化所带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家从上一轮这种全球化过程中间的财富分配不公平，没有产生一个强劲的这种帕累托改进。其核心原因是由于怎么样，一个是资本的这种全球化，导致金融界获利的能力更强，以及技术在全球的蔓延导致创新阶层的收益大幅度的上扬，进一步导致很多的劳工阶层的收入大幅度的下降。因此从直观角度来讲，要想缩小贫富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在资本利得和创新利得上面要有所约束，从而要在劳工的收入上面要有所提升。那么这是最表面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想对资本所得进行征收大幅度的税收。因为实际上包括比尔盖茨，包括巴菲特等一系列富豪都主张要对征收富豪税和资本利得税，高昂的资本利得税来形成转移支付的一个财政基础。但事实上就是说在金融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单一的实施资本利得税，财富税，那么就都会导致资本逃离这个国家，从而对国家的经济和竞争力带来实质性的压力。所以因此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种行动，这个方案很难。那么当然我们会看到疫情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进一步的暴露出来。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公共卫生获得性和收入获得性很差的这种阶层，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他们饱受这种生命的安全。所以说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各个国家的这种社会骚乱，全世界民粹主义进一步的这种上扬，保护主义进一步的上扬，是这次疫情中间贫富分化进一步的表现。那么这里面就激发大家要寻找新的这样的一种方案。

那么所以说美国的一些左派学者和社会民主党，那么开始提出一系列的一些政策解决措施，比如说基本薪金计划和公共工作岗位计划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系列的一些建议。那么如果要想真正的在贫富差距上要有所斩获。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我们应当利用国家的力量，世界的协调，加大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穷人的公共服务、公共卫生健康的获得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要在社会福利改革上面要有一些新的这种举措。那么举措不仅仅局限于一些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这种方案，而是更重要的一个要在传统的北欧福利国家的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的创新，进行本地化的这种创新。因为大家也会看到，在这一次疫情中间，社会福利计划实施的很好的国家，在疫情抗击中间所获得的成就也相对较高，这个很重要。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不妨在一些所有制在一些工作计划，在一些基本薪金转移这上面，给出一系列的这种改革的这种线索。所以因此就是说收入分配的这一个超级问题，需要我们全世界的学者来设计一系列的新方案，甚至一些超级方案。那么原因是什么，一个是我们经过40多年的这新一轮的这种全球化，它的全球化的成本已经积攒了很长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更为重要的一个，疫情加剧了它未来的技术进步，还进一步的扩大它。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如果没有在收入分配上面获得进步，我们不能在各种救助方案很确实的产生收入分配的再分配效应的话，很难从根本上消除目前的经济的可循环性面临的问题、社会循环的骚乱的问题、政治循环的计划问题。所以说因此就说目前来看，解决收入分配的这种方案，还没有万能的一种方案。但是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的一些操作模式，基本的一些原理，应该供大家参考。然后各个国家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创新。

凤凰网:然后就是说您之前测算过，就是说疫情会导致逆全球化，它速率变得更快，然后那么您认为在疫情之后，我们之前的超级全球化会不会变成更加注重主权全球化，您更想的或者您预测的未来全球化的趋势会是什么样的？

刘元春：这次疫情很重要的一个对于全球化是一个检验，也是一次超级的压力测试，要求我们进行反思，那么第一个反思很重要的一个是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效率与风险之间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构建在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单一的这种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的这种全球化，它是一个脆弱的全球化，是一个高风险的全全球化，也是一个高依存度的全球化。因此下一步的全球化要求是风险可控，具有弹性，有备胎的全球化。那么这个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求主权国家要发挥国家的力量。因此他会通过国家力量的发挥来弥补前一阵深度全球化，市场失灵带来的各种问题。那么因此国家的力量要出现回归，经济主权的概念要出现回归。那么很多主权国家会根据经济安全国计民生的这种要求，来进行新的这种产业布局，寻找到这一个产业的这相应的备胎，寻找到价值链供应链的这种备胎。所以因此我们也会看到未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完全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向一种可控的这一个全球化，主权导向性的这种民族主权导向性的全球化，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期里面，由于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的这种加剧，会使我们全球化的成本急剧上扬。原来的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可能要在一段时间里面要让位于政治的逻辑。因此我们也会看到未来一段时间是这一个治理相对真空，摩擦相对加剧的全球化的一个调整期。虽然不会使全球化完全崩溃，但是这个调整期可能比以往几次全球化的调整期可能还会长，因为这里面随着这种多元化区域化，大国之间的这种极端博弈开始展开，展开的这种迹象，可能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想就是说世界的格局在未来也具有强烈的这种不确定性。但未来全球化的这样的几大特性，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文章来源于凤凰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