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显著冲击，再加上中国本就面临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中长期经济下行压力，二者共同作用之下使得中国经济确实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与挑战。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大概率出现负增长。而且，随着国际范围内疫情的持续蔓延，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也在加剧，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从而导致中国在第二季度仍然有可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针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这引发了各界对于是否需要实施新一轮超大规模刺激政策以实现经济“V型”反弹的激烈讨论。支持该做法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实施超大规模刺激政策才能使得实际增速回归到潜在增速的水平。理论上，实际增速需要围绕潜在增速运行，测算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5.5%—6%的区间，在一季度经济增速大概率为负、二季度也很可能维持在相对低位的情况下，下半年需要大幅提高经济增速，才能使全年经济增速回到潜在增速附近。其二，实施超大规模刺激政策才能防范危机的发生。当前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类似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迹象，比如多国股价大幅下跌、大量企业经营困难、出口大幅萎缩、总需求大幅下滑等问题已经显现，因而中国需要实施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将经济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防范危机的出现，这样可以实现一举两得的调控目标。

笔者认为，面对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罕见的下行压力，需要加大宏观政策的力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需要将全年经济增速拉回到5.5%—6%的区间，值得慎重考虑，以下是几点理由。

第一，没必要将2020年全年的经济增速推高至潜在增速的水平，只要确保下半年经济增速能够恢复到潜在增速，应对超预期疫情大冲击的宏观调控就是成功的。

潜在增速描绘的是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实际增速需要在长期内围绕潜在增速运行，不过在短期内是可以偏离的。虽然经济理论中没有对短期和长期的具体时间长短进行严格界定，但一般认为只有价格得到充分调整之后才称为长期，因此至少是在1年以上才能称为长期。从潜在增速的相关研究来看，通常也是以3年或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来判定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之间是否发生了偏离。换言之，从经济学理论上来看，完全没有必要保证每一年的经济增速都在潜在增速附近。有鉴于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上半年逐步回归到潜在增速附近，就可以认为实际增速仍然是在围绕潜在增速运行，那么今年的宏观调控就是有效的、成功的。

第二，在一季度经济增速大概率为负、二季度经济运行尚未完全回到正轨的情况下，如果想让全年经济增速达到5.5%—6%，下半年的经济增速至少要达到不合理的9%以上，大幅超出潜在增速3个百分点以上，而这很容易加剧债务风险等问题。

事实上，中国自2012年以来的单季度经济增速就从未超过9%，2017年以来的单季度经济增速甚至从未超过7%，可见下半年要想实现9%以上的经济增速难度颇大。即使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实现了这一增速，由于大幅高于潜在增速3个百分点以上，也必将难以维持。如果2021年大规模刺激政策实施退出策略，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回落。因此，大规模刺激政策不仅不会使中国经济实现“V型”反弹，而且会使中国经济陷入“倒V型”的大起大落状态，从而对经济运行形成二次冲击。为了避免二次冲击，就只能继续维持高强度的刺激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形成超强刺激政策依赖症，甚至有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资产泡沫等并发症问题。因此，疫情下中国的一揽子宏观政策不宜将全年经济增速拉回至5.5%—6%的潜在增速水平作为核心目标，更不能因此而重走强刺激的老路。

除此之外，不走强刺激老路的另一个理由在于，无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短期内大量上马项目，其本质上都是在提前透支未来的投资空间，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会导致原本就处在高位的债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一方面，中国的基建投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在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的局面下，要想进一步加大基建投资，地方政府部门将不得不想方设法融资，由此很可能会加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在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下，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不仅会提高利率水平，增加民企在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的融资成本，而且会挤占民企的信贷资源，导致民企面临融资难等问题，从而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作用。

第三，疫情特殊时期宏观政策防范危机的关键不在于力度越大越好，而在于前瞻性地打破可能诱发危机的恶性螺旋循环机制。

理论和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经济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对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并产生长期化影响，本质上是因为产生了某种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螺旋机制，而决策部门又没有采取针对性的宏观政策加以应对。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当时美国陷入了“住房价格下跌——债务违约增多——抛售住房清偿——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从而对经济与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美国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并不是简单照搬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的应对办法，而是采取了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旨在稳定资产价格与缓解金融市场恐慌情绪，从而打破上述恶性循环机制，避免其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事实证明，美国通过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较好地帮助市场恢复了信心，并且摆脱了危机的困扰。

对于当前疫情大冲击而言，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下降——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居民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机制。具体而言，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双双下降，导致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与中小企业经营压力显著上升，从而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风险，诱发大量债务违约与人员失业的局面；失业等问题的出现会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需求，从而对经济形成持续负向冲击，并进一步引发更多企业陷入困局。在此过程中，如果资产价格下跌过快、财政收支过于失衡，那么还有可能诱发典型的经济金融危机。

因此，要防范疫情引发危机，推动总需求扩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针对性地采取一揽子政策帮助企业和居民家庭纾困。企业方面，短期而言，财政政策应该聚焦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非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有针对性地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并着力提供财政补贴，货币政策则应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与定向增强信用支持等多种手段为企业纾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长期而言，则应该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拓宽投资空间，从而为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居民家庭方面，短期而言，需要重点针对因疫情而失业的人群等特殊群体，发挥“社会政策兜底”的功能；长期而言，则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等举措，切实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扭转中等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过快的局面，从而用改革的办法扩大消费。只有切实扩大消费，才能够为企业创造足够的订单，从而“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无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的产业投资措施，除了要考量其能否拉动GDP之外，还要考量其是否可以带动大规模就业和带动尽可能多人的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

基于上述三点考虑，笔者认为，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所出台的一揽子宏观政策不应该试图通过实现较高增速来防范危机的发生，而应该将“保增长底线”与“防危机”并重。一方面，不必过于注重将全年的经济增速推回5.5%—6%的潜在增速水平，只要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速能够回到这一合理区间，就可以确保明年经济运行能够较快地回归正轨。另一方面，一揽子宏观政策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为企业和家庭纾困，这样才能切实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真正确保不发生大规模的经济与金融危机。

（文章来源于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