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一场非打不可的贸易战

通过人民币升值促进外贸产业结构升级，替代方法多，一可以调整出口退税，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等，不必采取人民币升值方法

　　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贸易大战即将开打?

　　3月23日，美国前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表示，美国财政部很有可能在4月中旬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我觉得人民币问题就像一个避雷针，在暴风骤雨来临之前，在云越来越黑之前，双方需要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摩根士坦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悲观的对本报记者说。

　　“汇率操纵国”悬疑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启动汇改，提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随后人民币兑美元处于升值通道。但是，2008年7月，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在6.80~6.85的稳定状态。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解释说，在危机的条件下，不排除我们会采用特殊的政策，也包括特殊的汇率形成机制，它也是我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周小川表示，这样的政策迟早也有一个退出的问题。尽管当前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是，危机的影响还是很深重的。复苏的基础并不巩固，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时不时地还有一些让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事件在发生。“如果说我们从非常规的政策中退出回归到常规型的经济政策，对于这个时机的选择需要非常慎重。”周小川强调。

　　然而，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强劲增长8.7％，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10％，这激起了美国政客的不满，他们将国内的经济矛盾转嫁给中国的人民币。美国两名参议员——纽约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南卡罗来纳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正在推动一项议案，施压人民币升值。2010年3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中国外汇政策的争议举行听证会。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莱文当天指出，中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政策，中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人为低估人民币汇率以促进出口和整体经济发展的策略。

　　苏珊施瓦布说：“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非常高，但需要记住的是，这一决定主要是象征性的，不会导致除磋商以外的任何强制性举措。”

　　不过，长江商学院教授刘劲对本报记者分析，一旦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国会将启动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惩罚和保护措施，那么中美贸易战就会开打。但是现在，中美贸易是双方经济的基础，贸易战开打对双方都没好处，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还有回旋余地。

　　上升为政治层面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全面升级，这是我做宏观经济研究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中美贸易关系如此复杂而且紧张，甚至可以说超过以往任何一次。”365体育官方唯一入口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与以往中美贸易摩擦相比，此次贸易摩擦出现时点不太好，是在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进行经济调整的背景下发生的。”刘元春说。

　　刘元春表示，作为美国来说，要走出金融危机影响，有两种调整方式，一是内部平衡，就是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需求，使物价下降，以促进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但这种调整时间比较缓慢，成本较大，带来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第二种调整是外部调整，即通过汇率调整将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如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导致中国进口需求增长，而美国出口竞争力增加，这种外部调整方式比较便捷。

　　同时，美国之所以将人民币汇率上升为政治事件，重要原因在于国内选举原因。施瓦布表示，即使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该举措将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而非实体性的”，目的是赢得今年秋季的中期国会选举。

　　据了解，未来的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届时将改选全部众议员、三分之一参议员及部分州长及州议员，堪称美国政坛的一次大洗牌。但是目前，民主党国内的民意支持率下降，转折点是今年1月19日民主党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席位争夺战中失利。

　　这一票，使民主党丧失了在参院的优势地位，深刻改写未来几年内的美国政局。原因在于100个参议院席位中，民主党占有60个。奥巴马推行任何一项政策，就需要民主党保住这60个席位，但是现在就少了这一张!

　　在此前的40多年中，马萨诸塞州被认为是民主党大本营，从未丧失过参议员席位，但这一传统被打破。无疑，这一失利，是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一次抗议。选民们发出明确的信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解决他们最为关心的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与美国制造业息息相关，而美国汽车业是制造业中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民主党的票仓，汽车工会曾给奥巴马竞选提供大笔捐款。恰好，现在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推动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因而迫切需要在人民币升值上做文章。

　　“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产业刚刚企稳，许多工厂倒闭，中国的就业形势严峻，世界经济形势还不稳定，所以目前美国任何强迫人民币的升值行为都会造成中国国内的反对。目前，没有第三种力量能使得两方各退一步，形成双赢的策略。”刘元春说。

　　事实确是如此，目前启动人民币升值的环境和时机并不成熟，与2005年有着天壤之别。当年通胀高企、投资过热，中国经济进入强劲的增长阶段;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刚刚企稳，今年3月我国贸易逆差将达80多亿美元。经济学家们正在反驳，试问一个贸易逆差国家如何能启动币值的升值?

解决之道：人民币升值替代方法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说：“在谈判中，中国应该把美方从人民币的估值吸引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来。确实，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元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可能会改变盯住美元的策略，转为危机之前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降低一揽子中美元的权重，让市场决定汇率。这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局面，而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国内实际的通货膨胀、投资过热及资产泡沫较严重，与其动汇率，通过人民币升值调控，还不如通过加息来进行宏观调控。”刘煜辉说。

　　刘煜辉分析说：“有观点认为，加息可以增加国际热钱，实际上这是片面的。海外热钱流入中国主要奔资产价差而来，而不是利差和汇差，这些套利连热钱进出的成本都难以覆盖。如果及时通过国内紧缩，可以提前调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导致热钱预期改变，到时热钱就会不战自退了。”

　　而对于通过人民币升值促进外贸产业结构升级的理由，替代的方法更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此前向本报记者表示，第一可以调整出口退税，第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等等，这些都能达到人民币升值同样的效果，而不必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方法。

　　中美汇率争端重要时间点

　　1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5年内要美国出口增加一倍”，暗示要求人民币升值。

　　2月

　　奥巴马接受专访时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的目标是让中国认识到人民币升值符合他们的利益。”

　　3月14日

　　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国的汇率是由一国的经济决定的，汇率的变动也是由经济的综合情况来决定的。”“我们反对各国之间相互指责，甚至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一国的汇率升值，因为这样做反而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改革。”“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

　　3月15日

　　130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一，并要求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3月16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中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顺差并不是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理由”。

　　3月18日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表示，美国财政部未必会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最终决定仍然会考虑两国长远的贸易关系。

　　3月21日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预计今年3月份中国的贸易可能会出现逆差。并表示，美国财政部汇率报告公布之后，如果还伴随着贸易制裁，中方不会熟视无睹;如果还伴随着国际法律诉讼，中方也会应对。

　　3月24日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率团访美。钟山说，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3月24日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听证会。

　　3月24日

　　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美国不能强迫中国改变其汇率政策。

　　4月15日

　　美国财政部将在4月15日之前发布有关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的半年报告，届时将评估是否有国家操纵其汇率。(中国上一次被列入贸易操纵国是在16年前的1994年)

　　5月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6月

　　G20峰会将揭幕。

视点

　　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正当其时

　　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焦点。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政府不但对若干中国出口商品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且包括总统、国会议员、经济学家在内的各类人物，也对人民币目前盯住美元的做法大加抨击。事实上，中国面临的升值压力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由于在2009年全年，人民币对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均出现显著贬值，这被对方视为中国出口商品挤占了这些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因此，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可谓空前高涨。

　　而在中国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以及如何升值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恶化就业市场形势;如果中国在美国压力下就范而纵容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可能导致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签订后的日本泡沫经济以及长期衰退重演，从而重蹈日本覆辙。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尤其是防范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遏制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从而抑制外部流动性涌入对中国物价与资产价格的冲击;人民币升值可以引导资源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从而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改变当前制造业过度发展、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以及如何升值，应该是中国政府本着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综合利弊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回归到盯住美元汇率的刚性机制。目前，维持现有汇率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两国之间汇率的相对变动，应该由两国经济相对基本面来决定。从长期的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显著高于美国。从短期的经常账户余额、财政余额与债务余额来看，中国对美国存在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美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高于中国。让一个相对实力不断增强的货币去紧盯一个相对实力不断衰减的货币，这本身也不利于前者的进一步国际化;其次，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难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被迫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中国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而美国政府需要长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缺失，将使得中国政府被迫将货币政策长期维持在宽松状况，这无疑会加剧未来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

　　此外，对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行业与资产价格的不利影响，存在着夸大与误读。一方面，我们团队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出口收入的价格弹性远低于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决定中国出口强弱的主要因素是外需变动，而非人民币汇率变动。中国的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人民币升值在提高了最终出口产品价格的同时，降低了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成本，从而对企业利润率的削弱是有限的。即使是服装鞋帽等低附加值行业，在2006年至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期间，它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不降反增，这说明中国出口行业对人民币升值的调整能力可能被显著低估了。另一方面，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读了。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并非由日元大幅升值而导致的。在日元大幅升值背景下，由于害怕日元升值对国内总需求产生负面冲击，日本政府长期实施了格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才是导致日本楼市与股市出现巨大泡沫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人民币升值幅度是可控的(例如每年3％~5％)，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乃至增长与就业的影响就是有限的。而改变目前紧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是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我们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最可能的变化方向，是重新回到小幅、渐进、可控的升值路径上来。为了避免因此而产生的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政府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对违规资本流入的管制，增加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成本，另一方面必须控制国内人民币信贷水平、通过增加供给的方式把资产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张明，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声音

　　沈联涛

：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的基础

　　金融危机之后，实际上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应该说，现在正是美元、人民币重新定位的关键时刻。

　　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

　　美元的时代过去了吗?对于如何评价美元的时代是否过时，我们首先要了解一种国际货币的四个因素，第一，它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第二，可以用来做交易和结算;第三，它是有保障的;第四，它有网络效应，即人们愿意持有大家都持有的货币。美元是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所以从表面上美元的地位目前还是稳固的。但是究竟美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问题就出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元作为一个全球的储备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不符合本国的货币需求，因为如果全球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的增长速度，如果美国还采用本国的货币政策，就会引发通缩。这就是特利芬两难。

　　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人由于以前的过度消费，相应的对策就是收紧银根。但是当泡沫来临时，因为正值繁荣期，包括美国政府也不愿意逆势调控，而是把泡沫推到更高点，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实际上20多年来西方有两位影响力很大的央行行长，一位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另一位是现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两位都是货币学派立场，都只注重货币政策，而忽略金融稳定。

　　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最终引发全球性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大家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不是用全球视野去解决系统问题、全局问题。默文金最近在一次大学演讲中也承认货币政策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失灵了。我曾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提出了货币政策两难境地——实行浮动汇率的同时，又要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保证货币自由地兑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当时IMF认为固定汇率是错误的，只有在浮动汇率下才能自由地调整货币。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默文金也承认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也都失控了，越是收紧银根，越是加利息，就会有越多热钱涌进来，其实这种时候一国的货币已经不管用了。这就是全球化的效应：无论是日元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实体经济一体化与货币政策各自为政的矛盾。

　　当我们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时，目前的全球政治与经济架构却造成了集体的悲剧。就像1986年生物学家哈丁教授所说的“公有地的悲剧”。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

　　在全球共享的市场里，各国的监管、法律体系完全局限于各国自己的规范。虽然危机期间各国共同协作，但危机过后又恢复到以前各自为政的状态。我们有名义上的全球市场，但没有共同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财政政策，这就是问题的根源。美国的货币政策符合美国利益，但是不符合其他国家，而它的零利率政策更是扭曲了其他国家货币的价格。

　　在零利率条件下，央行是无法调控经济的，过去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零利率意味着资金成本为零，便宜的资金造成了完全扭曲的资源分配。零利率的结果就是人们用日元套利，借出日元买入港币、泰铢、印尼盾等等国家的货币，结果是日元越贬值，就有越多的钱涌进周边国家，造成周边国家股票上涨、房地产上涨。如果十年前我们就发明了CDS的话，它赚取的差价就更大，似乎是免费午餐。1989年泡沫崩溃之后，日本大量财政赤字政策导致日本国债大致两倍于GDP，这种投资恶果只能由下一代日本人去承担了。现在日元已经不是唯一的套利货币了，美元、英镑、法郎都可以套利。金融危机时，美国零利息以后，大量热钱就涌入亚洲新兴市场，投行在发横财。可以说，华尔街绑架了华盛顿，华盛顿绑架了全球。

　　交易税——本国货币建立保险机制

　　欧元体系仅靠《马约》，暴露出在财政政策缺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失效。比如《马约》要求欧元国家的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国债不超过GDP的60％，但希腊的财政赤字高达GDP的12％，国债高达GDP的120％。欧元体系的现状表明，欧洲央行无力全面解决希腊危机，它也很难完全制止出现大范围财政赤字的情况。欧元体系的现状意味着货币政策在缺乏财政政策支撑下的局限性。

　　财政政策的实质是赢家填补输家，用财政手段平衡社会利益。金融危机的最终结果是企业亏损转化为政府赤字。如果没有代价就成了免费的午餐，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曾经说过：过去30年的金融创新实质上像ATM提款机，意味着这一代人的错误由下一代偿还。而各国政府竭力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因为金融体系是实体经济的平台，它的失灵将殃及实力经济。

　　因此，为金融体系建立保险机制变得非常必要。征收交易税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即托宾税——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最先提议对外汇交易征收最高1％的税。

　　这个税的重要目的就相当于为金融体系提供保险机制，征收累积起来的交易税可以用来弥补金融体系危机可能引发的财政亏损。另一方面交易税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的监管功能。中国香港曾经受到对冲基金的冲击，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无从监管对冲基金，因为我们无从掌握它的资金情况等信息。如果设立了交易税，通过对交易税的监测，我们就可以随时掌握出入市场的资金情况。

　　我认为，为了避免汇率遭到热钱的冲击，亚洲各国应该达成共识，通过交易税，实现对市场的监管。交易税最初的税率可以很低，甚至为零。但是一定要建立起这个纳税和监管机制，同时把亚洲的货币政策、证券市场联合起来，发出亚洲的共同声音。

　　中国正在崛起，短时间内人民币还难以取代美元地位。但是应该事先建立起应对全球资金流动的交易税机制，做到未雨绸缪。

　　沈联涛是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曾于1998年10月~2005年9月连续三届担任中国香港证监会主席。本文为沈联涛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学术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李婷婷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有删节，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