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进一步的开放过程中对跨国公司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在进一步的改革进程中以国家权力有效保护和发展民族企业，为本国企业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确保本国资源禀赋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留在国内，避免国家经济主导权的丧失，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裕，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作为资本国际扩张的重要载体和现代企业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它与主权国家并列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跨国公司也主导了全球财富乃至权力的再分配。财富和权力是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财富是获取权力的基础，权力是获得财富的保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为载体直接服务于其母国利益。主要表现在，“国籍”清晰的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进而操控全球财富分配，增加了母国财富;同时，母国政府为跨国公司的进一步扩张提供国内外制度保障;由此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经济来讲是一柄双刃剑。对此，必须从维护东道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给予高度关注。

　　作为资本国际扩张的重要载体和现代企业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它与主权国家并列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在促进世界总产出增加的同时，跨国公司也主导了全球财富乃至权力的再分配。财富和权力是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财富是获取权力的基础，权力是获得财富的保障。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并连续十几年成为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新兴经济体。但是，国内对跨国公司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水平严重滞后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践的现实。本文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一、导言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同时，也主导了生产国际化进程，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发展更加迅猛，实力不断壮大。全世界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从1990年的3.5万家扩张到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的8.1万家，这些母公司所控制的外国子公司也从15万家激增至81万家。大体来看，这些跨国公司母公司及外国子公司占有世界总产出的1/3、全球工业生产的4/5、世界贸易的2/3、国际技术转让的70—80%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功能，改变了财富的来源和分配结构，甚至改变了国家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

　　在上述背景下，跨国公司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王正毅(2009)从“定义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的关联性四个方面界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王帆(2005)和李巍(2009)则分别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结构学说和国际组织学派的典型观点。这些文章一方面指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主体框架，并搭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的联系，但是却忽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上述国际经济活动主体——跨国公司之间的关联。而事实上正是基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才逐渐衍生为一门独立并且日益发展的学科。

　　1975年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将跨国公司与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由此开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先河。他认为当前国际关系受权力和财富双轮驱动，国家权力和跨国公司恰好是这两种力量的典型代表，在这两种力量推动下国际经济交往进一步强化，但同时国际力量不平衡格局也日益凸显。自吉尔平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跨国公司和国际政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苏珊·斯特兰奇(2012)突出了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大结构性权力，并分析了这些不同结构与主权国家及非政府单位(主要指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联系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跨国公司正成为这四大结构性权力的通道并对主权国家权力的发挥和行使产生重要作用。例如，在安全和生产结构中，随着生产的国际化，发达国家面对战争选择会更加谨慎并倾向通过跨国公司攫取财富而非战争手段。吉宓(2007)对吉尔平和斯特兰奇两人的政策主张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斯特兰奇对跨国公司快速发展下主权国家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完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特征，吉尔平为代表的主流学派对该问题的合理借鉴则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跨国公司影响的认识。如果说斯特兰奇是从更加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跨国公司，格里科和伊肯伯里(2008)则试图从更加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他们从政府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即从权力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问题进行了分析。

　　霍尔斯蒂(Kal J. Holsti)(1978)指出跨国公司作为联结各国间经济活动的纽带，其经营活动的进一步强化使得各国间相互依存态势出现了新的且更为复杂的变化，各国间的交往活动在变得更加频繁的同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基欧汉和奈(1977)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亦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这三个概念相整合，强调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跨国公司迅猛发展条件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状态和国际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弗雷登和马丁(J. Frieden & Lisa L. Martin)(2002)同样指出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活动在一国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主权国政府通过政治行为却不能达成的作用，这突出表现为经济渗透和政策影响等几个方面。西门森和艾尔金斯(B. Simmons & Z. Elkins)(2004)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模型，试图分析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扩散的渠道和作用，他指出一国潜在政策更替受到国际竞争和经济上和文化上相近的国家(sociocultural peers)政策变迁的影响，虽然他没有直接论及跨国公司的影响，但无论是经济自由化还是全球化，跨国公司均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势力，因此该模型也可以间接解释跨国公司发展与主权国家潜在政策更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