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一些其他国家和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优势，这些都是财富，在思考和决策当今中国经济政策时都是值得参考的。这里主要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角度做一些讨论，具体说，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处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阶段。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而强大的工业体系，同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服务业体系，这意味着具备了向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过渡的基础。所谓第二阶段，就是依据配第·克拉克定律，经济发展遵循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我们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称之为第一阶段，这标志着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我国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我们又将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称之为第二阶段，意味着经济逐渐向后工业化阶段或者服务经济化阶段迈进。从2015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随着工业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会分离处部分原来存在于工业内部的行业；同时，又需要更精细的进一步的分工，于是出现了众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保险、咨询、金融、会计）。在这当中，传统的服务业（如餐饮、住宿、商业）不仅没有减少，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的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如金融、物流、医疗、教育、互联网。处在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不仅依然能够发挥工业的优势，同时又迎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是有保证的，虽然可能增长率不会超过前一个阶段。即使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存在某些不利因素，这个阶段本身意味着依然具备发展的潜力和活力。虽然不可能再出现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但至少能保持5-6%的增长率。这里，以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作为参照，1970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1%和47.4%，大致相当于我国2015年或2016年的情况。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与日本相差大约45年。日本经济在遭遇了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这个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从高速增长降低到了中速增长（约4.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前后泡沫经济破灭为止。如果日本不遭遇石油危机，它的高速增长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如延续到1980年，当然这是假设。即使按照日本的经验，1970年至1990年也有将近20年的中速增长时期。何况，我国的国情与之相比还有更多其他可以促进增长的条件，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中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其实，即使是日本的中速增长，在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中也是相当高的。

之所以在这个阶段依然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在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双头增长效应。在工业继续发挥增长带头人作用的同时，新兴的服务业也加入到增长大军当中，工业和服务业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此前阶段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这个发动机的作用，而再往后的阶段则服务业所占比例过大，增长动力不足。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后期），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从无到有的增长；第二阶段的前期，则是以制造业和新型服务业为核心的升级型的增长，制造业是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中升级，服务业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到了第二阶段的后期，也就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阶段，由于服务业的比重过大，也由于服务业本身的“成本病”，难以拉动已经十分庞大的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也就是说，一个正常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应该遵循一个由较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过程，这既符合经济理论，也符合各国发展的经验。这个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依据各国的国情不同而有长有短，长的可能需要百年（大部分发达国家），短的可能在几十年之内实现，如东亚“四小龙”。

原文链接：http://www.rmlt.com.cn/2016/1203/4502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