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1995年就参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选题论证和规划工作的方福前，其专家组成员的身份要远远早于他作为汉译名著译者的身份。在这两重身份之外，方福前更早的身份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读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我最初就是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迈入经济学殿堂的。我读的第一本现代经济学著作（教科书）就是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那还是我念大学本科的时候”。在商务印书馆2019年年初召开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选题论证会上，方福前在主题发言中颇为动情地回顾了自己早年的专业学习与商务印书馆的交集。

方福前有两部译著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和《货币改革论》，前者是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的名著，后者是“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重要的三部代表作之一（另外两部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货币论》）。此前，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货币论》已经先后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这样，凯恩斯三部最重要的著作就剩这本《货币改革论》没有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所以商务印书馆在2003年就联系了我，希望我把《货币改革论》翻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遴选译者一贯是非常慎重非常严格的。在这之前他们征求了很多经济学同行的意见，了解我的专业水平和翻译水平，因为我原来虽有译著和译文出版，但没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译作。商务印书馆希望找到一位既对凯恩斯经济学有研究又有较好的英文翻译水平的人来翻译《货币改革论》，经济学界有同行推荐了我。”

奠定方福前在凯恩斯经济学研究领域声誉的，是他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研究》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专门研究凯恩斯经济思想演变过程的专著。香港《明报》和《亚洲周刊》曾经介绍过这本书，称方福前是中国内地研究凯恩斯经济学专家。当年，为了写这篇硕士学位论文，方福前在1983年秋来到北京，花了一年时间，一边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选修研究生课程，一边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很高兴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整理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0卷《凯恩斯全集》（当时尚缺第30卷《文献目录和索引》，该卷于1989年才出版）。“当时北大和人大图书馆也有这套书，但是都不全，只有北京图书馆最全。”“我在北京图书馆借阅《凯恩斯全集》时，发现这套书只有1-2本（卷）被人借阅过，其他各卷都没有被翻过。”第一手的、丰富的资料奠定了论文的写作基础。论文提交以后，已经回到安徽老家的方福前收到导师刘涤源教授的来信（那时传递信息主要靠书信），刘涤源在信中夸赞了他的论文，说“我和谭崇台老师都看了你的论文，我们对你的论文很满意。你引用的很多资料我都没有看到过。”刘涤源和谭崇台都是20世纪40年代留学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而哈佛大学又是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发祥地。刘涤源教授1947年底回国后，毕生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的专家。

从2003年前后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约，到2016年正式开始翻译工作，时光已经流逝了13年。“主要是因为手头事情太多——教学、科研、带研究生、出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许多高校的科研考核中，译著不算科研成果，不计算科研工作量，这个规定降低了翻译专业文献的积极性。”在解释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才动手翻译时，方福前如是说。目前，《货币改革论》中译本已完成三校进入印刷阶段，很快将与读者见面。

真正着手翻译时，方福前发现翻译这本书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正文只有160页的《货币改革论》是凯恩斯三部代表作中篇幅最小的一部，但是难度却不小。

一大难处是，《货币改革论》差不多是100前的著作，它是以欧洲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经济金融状况为背景写出来的，这个背景离我们相当久远，而凯恩斯并没有把当时的背景交代清楚。“他只是说当时物价什么样的，英镑和马克、美元的汇率怎么样，通货膨胀或者汇率如何变化；经济学界、实业界和政府的看法如何，……。如果不了解那个时候的经济背景和经济学背景，很多内容翻译起来可能是拿不准的”。

和亚当·斯密一样，凯恩斯也是一位造诣极高的英语语言学家和写作高手，方福前在翻译《货币改革论》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凯恩斯常常用了大半页纸的篇幅写的只是一句话，整个句子多是用短语和分句来表述，这样你就很难一眼看清楚句子的主谓宾结构。做翻译的人都知道，如果句子结构没有搞清楚，翻译出来的内容往往会出错。而要把句子结构搞清楚，把作者所说的意思理解到位，就得下功夫推敲句子，结合上下文仔细理解原意。为了忠实于原著，尽量使译文合乎原意，有时候翻译一句话需要推敲一两个小时。”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的这句名言对翻译工作同样适用。翻译过程中，花在翻译以外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候甚至不比翻译本身少，而这些看不见的功夫，恰恰是考验译著水平和功力的地方。为了翻译好《货币改革论》，方福前在翻译之前和翻译的过程中，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经济史相关部分，主流经济学有关理论，以及英美经济学家当时关于经济形势、政策的分析和争论的文章，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之前发表的相关论著，凯恩斯传记，再次研读了一遍。这样，翻译《货币改革论》时他“心里就很有底了”。

方福前认为，翻译是一个细心的活，翻译时不但要推敲句子结构，还要对有些单词和词组进行仔细推敲，不能仅仅照字面翻译。“例如《货币改革论》中经常讲到‘bankrate’，有人就直接把它翻译成‘银行利率’。但是银行利率在中国的用语中通常是指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而凯恩斯说的这个‘bankrate’并不是存贷款利率，而是中央银行的利率，即贴现率。如果直接翻译为‘银行利率’可能使非货币金融学专业的中国读者产生误解。但是你也不好直接翻译成贴现率，因为原作者没有用‘discountrate’这个写法。怎么办？我的处理方法是把它翻译成‘央行利率’，有些地方我也把它翻译成‘银行利率’，但是后面加上‘（贴现率）’，这样一般读者就不会误解了。”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找一个已经消失了很久、从俄文转过来的俄罗斯货币名称“切尔文（chervo-netz）”，方福前花了好几天工夫，翻了不下10本书和词典，终于在一本经济史的文献中查到了。而对于这个货币名称，国内一些译者根据自己的想象来翻译，又不加注解，读者看了不明就里。

对翻译工作，方福前的体会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要做好翻译至少要具备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英文要好。第二，要有专业知识背景（文学作品翻译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方福前说他之所以有信心翻译凯恩斯的著作，是因为他对凯恩斯思想有长期的研究，凯恩斯的许多代表作他都研读过。第三，要有严谨认真的态度。方福前说他的英文水平比不上长期在英语国家留学的学界同行。那靠什么来弥补这个不足？方福前的回答是，一靠专业基础和研究积累，二靠认真仔细的态度。

对于译者来说，翻译学术经典主要是做奉献。那么翻译对译者的学术发展有没有助益呢？方福前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解释说，在翻译过程中，除了对原著本身进行认真的研读以外，译者还需要阅读相关的文献，这个深入阅读英文原著的过程，既提升了外文阅读能力，同时也获取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读硕士研究生时，方福前跟谭崇台先生花了一年时间系统地研读了凯恩斯的英文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写硕士论文时又研读了凯恩斯的英文版《货币论》（1930年），现在又翻译了《货币改革论》（1923年），这就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理解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颇有帮助。“所以我在讲授初中级宏观经济学时特别有底气有信心。我先后在安徽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宏观经济学，受到历届学生的好评，这可能和我在这方面的积累有很大关系。”

说这句话的时候，温和谦逊的方福前脸上漾起了微笑。这笑意，如同从他办公室窗户投射进来的秋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又明亮。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23日07 版，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