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10月29日表示，在新时期要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必须改革调整的思路。改革的核心立足点，不应当就市场谈市场，就经济谈经济。中国在党政的一些传统思路要进行重大调整，应实现政府职能简化和机构的削减。一些基层单位党政合署办公是重要的思想突破。

刘元春是在举行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7”上做出的以上表述。

刘元春指出，在过去的改革的主体是构建市场的框架，实施者是政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理论上也取得的伟大的突破。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即国家的二元性特点。

“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它在发展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出现它的权力建设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出现了很多的利益集团和腐败，出现了我们整体改革停滞的这样一些权力体系和利益体系的障碍。”刘元春表示。

他指出，党政上面传统的一些思路要进行重大调整。原来是党政分开，现在一些基层单位党政合署办公，“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思想突破。”现在党的职能和政府的职能很多是重叠的，“要想真正的我们在新时代要在伟大征程中间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向前干，必须轻装上阵。”

以下为刘元春演讲全文，未经发言人审核，仅供参考：

感谢主持人！我们现代化经济体系昨天几位嘉宾，包括刚才高培勇所长也进行了解读，我相信大家看了大会报告就会知道，我们在报告中间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它的动力机制，它的主线、它的产业结构、它的结构特征和具体举措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我想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来看，就是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这个新时期？我们要推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主线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要建立我们以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再加上我们新的这样的人力资本的这种相互融合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些来讲它的落脚点是什么？特别是我们讲的一些体系的调整，它的核心在于我们利益机制的这种协调，而利益机制的协调在于我们制度的这种调整，这个逻辑大家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利益的调整、结构的调整、制度的调整，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新时期。那么这个新时代我们从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梳理就会发现，我们在1992年之前，实际上是在探寻我们整个改革的这种方向和改革的目标，这是我们讲的探寻阶段。

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1992年到我们“十八大”这个阶段，我们认为是我们利用看得见的手，利用国家体系来培育我们的市场主体，建立我们的市场体系，形成我们有中国特色的这一整套的资源配置的这样一种方式。

在过去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改革的主体是什么？是构建市场的框架。谁来实施？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也就是抽象学术概念的国家机构，国家强力机构来进行主动的培育我们的市场主体，建立市场制度，让我们资源配置的方式朝着我们当年所构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来进行运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理论上也取得的伟大的突破。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悖论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国家理论，国家的特点它是二元性的，一方面它能够提供公共品，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提供公共品的同时，它又是具有权力和暴力的这样一个体系。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它在发展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出现它的权力建设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出现了很多的利益集团和腐败，出现了我们整体改革停滞的这样一些权力体系和利益体系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内生于什么？内生于国家的两重属性。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新时期很重要的经济改革的本身，并不在于经济，市场建设本身不在市场领域。这就注定了我们在新时期要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必须要超越过去40年我们的一些结构调整的思路，改革调整的思路，这个改革调整的思路就是我们改革的核心立足点，不应当就市场谈市场，就经济谈经济。

那么为什么这么谈？我们就会从“十八大”以来我们这些年里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能够看的出来，我们就会看到四个全面，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法制、全面从严治党。这里面的核心逻辑、基本落脚点全面从严治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你全面改革才能有政治保障、有方向基础，那么因此它的改革在什么地方呢？在党的建设上，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进行经济体系改革，你会发现你不破除传统利益集团，不进行政治生态的进化，我们要想推进改革那只能怎么样？

我们不怕路途遥远，就怕方向错误。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从“十八大”以来我们的一些改革的调整，围绕着现代经济体系的调整，本质性的是从党的建设开始。那么下一步我们现在取得了一些压倒性的胜利，在政治建设上面和一些调整上面，下一步要调整是什么？是政府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我们所讲的就经济改经济、就市场调市场。

因此在报告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线是大家会看到的、琢磨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把党的建设，把我们政府体系的改革琢磨很多，提上了我们新时代十四大治国方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核心要点。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面解读出很多的一些新内容，这个新内容包括：

第一，我们讲围绕着地方政府核心利益的财税改革要推行。

第二，围绕着我们的政府的行为模式的这种监察体系要改革。

第三，围绕着政策传递和改革传导的中间机制，我们的机构要进行改革。

第四，我们在党政上面传统的一些思路要进行重大调整。原来我们很重要谈的是什么？叫党政分开，现在我们会看到，我们要在一些基层单位要怎么样？党政合署办公，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思想突破，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最近的税负很高，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陷入一个困顿的状态，按照高所长原来的看法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进行税制改革，还必须进行支出结构的改革，而很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简化和机构的削减，怎么削减机构？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职能，党的职能和我们政府的职能是重叠的。要想真正的我们在新时代要在伟大征程中间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向前干，我们必须轻装上阵。

所以因此我们就会发现报告里面，不仅仅谈论现代经济体系，不仅仅是六个方面，重要的是在未来里面仍然要遵循在新时代改革方略，要有一个重大的一种拐点性的变化。这种拐点性的变化就是我们讲的不能就经济改经济，就市场调市场，经济改革的内涵和它的关键在经济之外，在我们的社会改革，在我们的政治改革。我们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不在于简单的市场主体本身的培育，我们现在市场主体已经培育的很好了，但是我们这些年里面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政府的信用膨胀。因此，对政府的这种权力的约束，一个再定位，就变成很关键的一个要点。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关键在于我们社会主义政府它的改革，以及我们新时代按照新的党建思想来强化我们党的领导，那么把这样的一种体系重新梳理一下，我觉得可能我们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关键之点，在理解下下一个阶段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之点就有它的琢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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