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下午，2016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暨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第五届颁奖仪式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做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演讲。

以下是文字实录：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在座各位讨论供给侧这样热门的话题。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迫切需要，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7年以来的迅速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到了新的起点，新的阶段，GDP总量去年达到67.7万亿，按汇率折算为美元是14万亿，占全球GDP的比重大体是14%，从改革开放初期占比1.8%上升为14%，从排在世界前十名以外，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变化是巨大的。

我们人均GDP的水平，去年到了7900多美金，达到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美金，是世界低收入的穷国甚至温饱都没有解决。30几年，我们先在90年代解决了温饱，跨越了温饱，2010年我们进入世界中等收入的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也有这个阶段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和社会发展条件的系统性深刻的变化。从供给方面来说，国民生产总成本大幅度提高，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和自然资源成本，环境和生态的成本，技术创新的成本等。这就要求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从需求方面来说，我们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从过去的旺盛变为疲软，从过去的短缺经济变为产能过剩。这种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刻的冲击下，促使我们要适应新的需求态势，所以从约束经济条件的两个基本方面，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新的机会、新的挑战，如何适应它？中国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甚至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矛盾和状况，我们怎么认识它？

对于这个过程，我们也在不断加深。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从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开始回落。从所谓的高速向中高速，中速发生变化。我们提出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大家开车觉得换挡期不应该很长，耐心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不是短暂换挡的问题，好像蛮复杂、蛮长期的。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总结和分析，提出来不仅仅是换挡期，是三期叠加，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还有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结构调整是存量，存量调整麻烦比较大）；还有一个是前一段时间反金融危机政策的消化期。

如果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快，或者事态明朗，我们在不长的时间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变化，后来这个变化在人们的期待过程中不是很明显，我们进一步提出“新常态”，就不是短期的，恐怕是新阶段、新起点上的一种常态了。我们对这种复杂局面的认识，从换挡期到三期叠加，然后再到新常态，对这种复杂性和矛盾变化本身的认识，我们是逐渐深入的。而这种逐渐深入的客观基础就是，确实存在的矛盾也是逐渐深化，逐渐复杂化的。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应对呢？我们提出了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

这个命题之所以提出，我首先从宏观调控层面来说，从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就需求管理来说，遇到了极大的局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在新常态下，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概括为一句话，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这种局面有点类似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的滞胀。

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里，从1978天改革开放开始，到1998年的上半年，这段时间将近20年的时间，除个别年份之外，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基本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长期采取紧缩性的政策。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出现，国内出现需求疲软，到2010年底，除了个别年份，中国经济需求疲软，产能过剩。这个过程中，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遏制经济下行，如何应对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在1998年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放弃了坚守20年的长期紧缩的宏观政策。2008年第四季度，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刺激经济，扩大内需，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2010年底，我们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率先退出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现象，和过去不同的是，在历史上先后发生的两种失衡，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新常态条件下，它在中国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没有用滞胀这个词，我们叫双重风险，从需求管理来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既不敢全面刺激需求，也不敢全面紧缩需求。全面紧缩可能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的加剧，但是有可能加剧经济下行的风险；全面扩张，有可能增大遏制经济下行的动力，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它有一个把潜在通胀激发为现实通胀的威胁，怎么办？

这时需要从需求方面进行管理，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有它的不确定性，甚至有极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首先作为宏观调控方式，是从供给方面出发解决问题，而供给侧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从供给侧入手管理，政策作用对象主要影响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也就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效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从供给侧入手的一个基本着眼点。而需求侧管理，它的政策着眼点影响购买者和消费者，不是直接作用于生产者和劳动者。

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之所以有双重风险并存，之所以在双重风险并存情况下，传统的以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遇到了极大的局限，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不是总量失衡的问题，总量失衡是一个现象，根是结构性矛盾。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现在一个是通货膨胀有潜在的压力，一个是经济下行有很大的威胁。我们看通货膨胀，通胀有两个动力，一个是需求拉上型，一个是成本推动型。我们现在所谓的需求拉上，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我们给了很多数据，去年公布的M2是136万亿，GDP是67.7万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需求潜在拉力？第一位是外汇账款，这是中国国际收支结构长期严重失衡。所以国际收支再平衡遇到了困难，这方面短期难以克服，导致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再看成本推动的压力，是投入产出结构和变化要素成本结构不匹配，要素成本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入产出的整个方式和结构与变化的要素成本之间难以协调，这样消化不掉日益提高的成本，就形成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国潜在的通胀压力，无论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动都是结构性的原因，在这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来看中国所谓的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关键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投资需求疲软，统计数字显示非常清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改革开放平均每年增长20%多，现在也就是10%多一点，从2013年形成一种趋势性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扩大投资规模，就等于在低水平的基础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就是制造新的泡沫。有钱投不出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不足，导致了投资需求的根本性疲软。

再看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按说13.7亿人口的一个大国，消费增长（爱基，净值，资讯）应该是非常稳健的。现在我们之所以担心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平均14%、15%的水平已经降到了10%多一点，并且形成了一个态势。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城乡之间，还是居民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上，出现了多层次的收入分配的扭曲。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扭曲，导致了全社会消费倾向严重下降。这样就使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形成了所谓的消费品产能的过剩，消费需求的疲软。

中国经济下行之所以成为态势，我们说是需求疲软，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之所以疲软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因此中国现在要实现均衡，持续有竞争力的增长，解决现在双重风险并存问题，靠一般性的总量需求管理的政策松紧搭配，能缓解矛盾，不能根本的解决矛盾。要解决根本矛盾，需要从供给侧，从活跃企业，提高企业的创新力，从加大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者的积极性的角度改变生产质量，通过效率的提升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改变，结构的改变是效率改变的函数，而效率的改变一定是企业创新和劳动者生产率提高的函数。这恰恰就是我们供给侧管理的着眼点以及供给侧改革达到和希望达到的结构性调整，从而解决中国经济严重失衡的根本出路所在。

供给侧通过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改变经济结构提高整个经济的质量，要改善供给、调整供给结构来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要求在体制上必须加深、加快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的矛盾，政策着眼点影响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这类微观主体，如果不加强市场化，不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对企业的权利、劳动力的权利和私权有进一步系统的保护，对利益和产权关系有进一步的界定，切实保护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劳动者的选择权，市场竞争的自由度，很可能一系列所谓供给侧管理的引入会导致政府对企业权利的全面否定，导致整个经济从市场化程度上大踏步后退，导致整个调控倒退集权、政府行政化的管理。

所以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入手，一个非常根本性迫在眉睫的条件是，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创新，一定要深入推动市场化的进程，要明确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在政治体制上，一定要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法治化的进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推动市场化的进程，规范政府公权，尊重私权，推动市场化，维护市场主体正当的竞争权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两个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一个是经济制度市场化，一个是政府制度法治化。如果这两方面滞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陌生，因为原来我们叫供给管理，甚至有供给学派，后来有人讲中国这个不一样，2015年在中国研究就讲供给管理，供给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的范畴能不能成立，我们觉得挺陌生的，但是仔细想想它有内涵，我们从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的矛盾，解决结构性矛盾必须推动经济政治的深入改革，推动市场化和法治化，把这三组概念加在一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成了中国现在极其特殊的历史内容，我觉得它非常有价值。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我的基本看法。

提问：我想请教一下，现在供给侧改革提到去产能，传统行业像煤炭、钢铁是改革的重点，同时它也是现在国有企业的大头，现实经济下行的时候，能做到吗？如果要做，政府要把这些人养起来，这是民生的问题，创新的新产业毕竟少，您作为权威的经济学家，您觉得供给侧改革是长期要做的事，还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能够马上就能落地生根解决问题？

刘伟：我觉得供给侧改革恐怕是中国宏观调控方式根本性调整的长期任务，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制度创新，涉及到的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效率的函数，效率是创新的函数，创新是长期的。我想供给侧如果涉及的是结构性的，一定是长期的，再加上一系列深刻体制改革的要求，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刚才您说的，现在去产能也好，降成本也好，所谓三去一补，补短板，一个是存量，涉及的问题长期积累。另外一个涉及到经济承受力，特别是国有企业。就这个问题我想谈两方面的看法。

一方面，从长期来说，这个过程一定要和改革联合起来，就是国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甚至包括混合经济的改革。因为不改革，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国家身上，国有制身上，那它就有一个问题了，国有制有没有能力、政府有没有能力承担全部的风险？这是存量，不是增量。如果通过改革，改革本身意味着权力的再调整，同时意味着风险的分散。现在我们讲中国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失业率的考虑，和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了。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结构变了，中国结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机会随着产业的变化有所变化。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90年代失业表现的是下岗职工，所以压力大，现在的问题不一定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因为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程度提高了。国有大型特大型的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混合所有制的变化，如果有这方面的深入改革，那就是集中在国有企业本身的三去一补的巨大风险可能分散化。我觉得这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否则就有刚才您说的担忧了。

另一方面，现在习总书记讲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政治经济学，对解决经济问题要有政治智慧，因为经济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政治问题，如果不从政治战略、政治制度的高度，解决根本性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考证过出处，我看到过这句话，毛主席说过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的少少的，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解决中国现在经济的问题，怎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阻力大的时候绕着点，没有共识的时候就放一放，总之统一认识，统一共识，消化主义，然后有一个历史的节奏，这就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智慧。

提问：对于股市，本来说今年3月份搞注册制，后来因为股灾又遥遥无期了，您对注册制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时候会推出呢？

刘伟：这个问曹老师更好，我对股市没有研究，我从来没有做过股市，缺乏实践，也缺少理论和系统的观察，我谈不出更多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记得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在人民大学的一个论坛上，是中国资本论坛，李剑阁先生有一个演讲，他讲了一个观点，股市为什么出问题？很大的问题是监管者的水平比被监管者的水平低，所以出问题，就是人才问题。

我想说，我很赞同之前曹老师说的观点，现在中国市场，包括股市，政府不能老弄它，今天出这个，明天出那个，这不行，市场有自我修复的能力，有自我修复的周期，不能刚出一个东西就来一下，最后你就会成为问题的原因，为什么出问题？原因就在这儿，还是要尊重规律。市场就是客观性的，要尊重它，它会很系统的回报你。我看着挺热闹，今天弄一下，明天弄一下，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水平有待证明，谁高谁低，这样就麻烦了。

原文链接：http://opinion.jrj.com.cn/2016/05/241903209955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