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一词之变的意义在哪里？

 

杨瑞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所谓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指的是整个社会资源应该由市场机制来配置。同时，国家不应该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而是应该通过调节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以达到对经济干预的效果。政府应通过调节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活动，用通俗的话来讲，也就是只有在市场做不好或者做不了的情况下，政府才去弥补市场缺陷。

 

上世纪90年代确定改革的基本路线，经过了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是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乃至自由价格体系的形成，都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和发育过程。应该说，改革的成就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改革过程当中，由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利益边界划分得还不够清楚，因此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首先，我们看到了政府对经济不恰当的干预，或者说政府的越位错位现象频繁地发生，具体表现为，政府主导了经济运行过程，过多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主要表现在价格体制上，比如我们的要素价格还比较扭曲，也包括利率受到行政力量的控制、土地价格的扭曲等等；其次，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区域性市场比较发达，行政割据、地方封锁，造成全国的统一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另外，微观主体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同时，在国有企业当中，由于一直在强调发挥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主导地位，因此也应该看到许多国有企业始终处于垄断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不恰当竞争，都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经济要以决定性作用来替代其基础性作用。这一提法，实际上是在首先肯定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确定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在解读这个问题上不要产生误解。现在有一些说法，误认为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是对基础性作用的否定，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决定性作用首先是对基础性作用的进一步强化，也就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首先应该更反映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邓小平同志创造的改革的基本理论，就是市场机制要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基础性作用。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下一阶段就要突破改革的最大障碍，重新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的边界。

 

如果要界定这一关系，就要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更多的是强化导向性的，即未来的改革，如果要让市场经济体制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就要强调更进一步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

 

然而，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主要的障碍和问题我认为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减少政府的审批权，政府应该从若干经济领域里面，特别是从竞争性领域里面逐步退出；同时，为了达到改革目标，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进一步对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以及土地流转市场的改革等等。所有这些改革的前提都必须要重新归位政府的地位，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的权力边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

 

简言之，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在充分肯定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条件下，在未来改革当中进一步强调市场的作用，从而加快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