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疫情仍在快速蔓延，对我国经济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指标恐怕就是外贸。近日，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1-2月出口同比回落17.2%，进口回落4%；贸易逆差70.9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顺差414.5亿美元。

考虑到春节因素、疫情防控措施、国外疫情蔓延“三重因素”的叠加，我国出现外贸大幅度下滑的状况并不意外。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经济社会循环逐步恢复正常，复工复产也在加速推进，外贸能否同步恢复，“稳外贸”的目标能实现吗？

世界经济衰退很难避免，外需萎缩必然导致出口下滑

首先必须承认，外贸是国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国内经济活动的恢复还不足以推动外贸的同步恢复。

国门之外，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出台限制人员流动和社区隔离的措施。基于当今的分工和生产模式，经济运转要求频繁的人员流动和高效的互联互通，这些隔离措施必然导致整体经济活动的放缓甚至停滞，由此带来的影响，几乎没有历史数据和经验可循。

由于经济运行模式的差异以及经济结构的差异，疫情给欧美发达国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可能更持久、更剧烈。

欧美发达国家的行政动员和协调能力远低于我国，经济循环的停滞期可能更长。加之，对人员流动具有更高依赖性的服务业在欧美经济中占据更大的比重，整体经济活动受疫情的冲击将更加剧烈。现在看起来，世界经济整体性衰退已不可避免，这意味着我国外部的市场需求出现整体性大幅收缩。

在此存在两种不一样的问题。以消费需求为例。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循环停滞导致就业和收入下降，进而导致家庭消费能力下降。第二个问题是，社区隔离使得家庭的消费能力无法转变为实际的购买行为。目前欧美的“撒钱”政策只能部分缓解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我国外部需求的萎缩不可避免。在国内，外部输入压力还在不断加剧，政策层面必须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目标下，国内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恢复必须有序展开，这也将制约出口供给能力的增长。在此背景下，对出口增速的追求既不太现实、也无必要。

不必过分追求进出口数据，要转向“稳住外贸基本盘”

我国的进口和出口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动效应。在外部需求紧缩导致出口下降的情况下，为出口而进口的那部分也必然下降。

当然，我国进口中的更大比重是为了满足国内生活和生产需求。国内疫情防控只是取得阶段性胜利，在外部输入压力下，疫情防控依然需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国内需求要恢复正常增长状态尚需时日。

作为世界经济循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衰退必然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强的下行压力。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进口增长速度的追求同样是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在此背景下，政策层面的目标应该从“稳外贸”转向“稳住外贸基本盘”。这是兼顾国内外疫情发展态势和经济走势的深刻转变。

在稳定外贸基本盘的政策导向下，重要的不是稳定外贸增速，而是稳定外贸对于我国经济的基本性作用和功能。

外贸的基本作用之一是在国内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提供净外需力量。近年来，我国贸易余额占GDP比重显著降低，这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对净外需的依赖性已经显著降低。

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从总需求不足转向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不平衡，外贸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日益回归到更为基础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就体现在，促成从投入到产出的有序循环，并在这个循环中助推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等目标。

稳住出口需要“对症下药”，但要防止“药劲过猛”

在出口方面，需要区分几种不同情况精准施策。现在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不仅包括复工复产及生产经营环节的困难，还包括产品进入国外市场时面临的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

第一种情况，复工复产有困难，国内各地其实已经采取了大量措施，包括帮助减税降费和定向信贷支持等。

第二种情况，生产能力恢复了，但没有国外订单。对此，就需要通过提高出口退税力度和增加出口信贷安排等，将国外需求转变为对我国产品的购买，从而维持国外市场的需求黏性。

第三种情况，国内有供给、国外有需求，但疫情导致跨国交通物流受阻。这需要加强与目标市场国在疫情防控政策上的协调，有序恢复和保障跨国交通物流渠道。

第四种，国际市场上有需求，而其他供给来源因疫情冲击而中断。这需要我国在政策层面支持国内供给能力的恢复和扩大，帮助国内企业抢占这部分国际市场份额。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都是适应国内供给和国外需求动态变化的底线操作，而不是主动刺激出口扩张。未来一段时间内主要国外市场的需求将会持续萎缩，这当中的很多障碍是我国自身政策力量无法企及的。如果现在主动刺激出口企业生产能力扩张和出口增长，未来可能很快就要面对生产严重过剩的问题。

推进“新基建”，得先疏通“进口关”

世界经济的衰退难以避免，我国必须依靠足够规模的内需增长来对冲外需的大幅下降。在产业、财政、货币金融等多维度政策的共同发力下，国内消费和投资等最终需求具有很大的扩张潜力。

但国内需求的扩张离不开进口的支撑。我国中间产品和投资品对进口的依赖性维持在6%左右。数量指标虽然不高，但是大量的研究和经验表明，进口的中间产品和投资品在国内缺乏必要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解决相关中间产品和投资品的进口，大量潜在的投资需求没法转变成现实，生产活动也无法顺利开展。

特别是，当前政策层面强调的“新基建”直接指向的是各种新兴产业和前沿产业，包括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在这些方向上，投资和生产的扩张受制于关键零部件和机器设备的国内供给瓶颈，这就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

稳定进口渠道和进口来源，是当前稳定外贸基本盘的重点工作。在短期中，迫切需要解决疫情冲击下跨国交通物流的中断问题。这是企业无力单独解决的，需要通过政府间的协调来解决。

在各国经济遭受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我国目前所具有的防控疫情的成功经验、疫情防控物资的供给能力以及国内市场率先反弹的内需力量，都是我国主动发起和推进与各国政策协调的有利条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是我国很多关键零部件和机器设备的供给来源，而且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政府对经济恢复问题的关注必然不断提升。我国可以主动推进与日韩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的政策协调，有序恢复相互之间的国际物流渠道。

此外是长期导向的机制建设。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推动与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商建贸易畅通工作组，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结论：疫情之下稳外贸，不看“数据”看“链条”

总之，在稳定外贸基本盘的政策导向下，追求的不是外贸增速，而是在维持外贸渠道的基础上发挥外贸的基本功能。

从国内经济循环来看，稳定进口渠道和进口来源，可以帮助突破国内需求扩张的供给约束，为内需扩张提供有力支撑；稳定出口渠道和维持出口市场黏性，有助于国内出口企业的生存，保持国内市场主体的基本活力。

我国是全球生产价值链上关键的节点国。主动协调和打通以我国为节点的进口和出口渠道，既有助于缓解全球生产价值链彻底停摆和中断的风险，也有助于维持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避免疫情冲击下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快速外迁和替代。这样才能有序地推动我国经济的稳定恢复。

（文章来源于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