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经济，一是要深刻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给出的“三重压力”的判断，同时要重视目前“三重压力”[1]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导致。并且，这“三重压力”与我们在2009年和2015年所面临的下行压力有本质性的差别。

第一，需求下滑，需求不足不仅是过去外需的不足，恰恰相反，外需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出消费的疲弱和投资的不足。所以，下行需求不足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第二，供给冲击，这是以往在经济下行期没有过的冲击，当然这和疫情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所探求的供给收缩，不仅是经济内生循环的产物，同时也是由于整个疫情冲击下外生所导致的巨大变化。

第三，预期转弱，不仅有疫情所带来的天然的悲观，同时，也会发生各种政策的挤碰头、各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因此，如果要梳理三重下行压力背后的力量：

一是疫情这种外生因素非常重要，把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规律是我们把握宏观的关键点之一。

二是在疫情冲击下，几大转型在加速，这几大转型总结起来是：1、从传统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驱动的转型。2、从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模式的发展向新发展格局的大转型。3、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要目标的绿色大转型。4、支撑过去四十年快速城市化、快速工业化、快速金融深化的垫脚石——土地和房地产发生剧烈的转型。

这几大转型对于我们民族而言都是天大的转型，这几大转型在疫情促进下、战略节奏的启动下，加速进行了叠加。

第三，在四大转型和疫情冲击下，很多传统的结构性问题在恶化，这种恶化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金融扭曲、债务率过高、财政扭曲以及财政动能结构性问题严重。疫情出台一系列的常态政策，会带来很多这样的变化。对于这些背后力量的认识，我们就要深刻认识到当下经济的三大下行压力，用常态方法无法解决。经济下行与我们在1997年、2008年、2015年几年一次的周期性变化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问题，但是我们老想用旧办法来解决它，我们会看到大量的评论者，大量的研究都还是沿用旧的分析框架，这可能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新问题必须要有新思路。

新问题的处理思路，依然要深刻研究疫情的不确定性和病毒传播的规律，精准把握2022年疫情政策的再定位、再调整。奥密克戎的出现，以及下一步欧美对于疫情可能采取全面放开的态度，这不仅是对疫情本身的冲击，同时也是对我们经济上的更大考验。

我们不仅是动态清零要更精准，而且对全世界疫情政策，整个病毒演化的规律要有更为清楚的研判，对整个疫情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也要有很好的研判。去年和前年我们的疫情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基础。当然，这种模式是不是一成不变，是不是要根据现有情况进行科学的再定位，这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研判至关重要。

我们要看到，在大转型、大疫情、大扭曲叠加的状况下，疫情里的这种扭转和稳定靠什么？我们需要很好地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落实，这个落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五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进一步的澄清、进一步的落实[2]是关键。因为前期很多预期出现了紊乱和低迷，尤其是对共同富裕、对资本规范以及有序发展的管控的不同的看法，还有对于风险和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同看法。还有，对于双碳战略和风险防控的一系列方向和基本框架，大家处于理论不清晰、操作上相互冲突以及实施效果与目标相违背的状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五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说明，这个说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落实：

一是在理论上要更清晰，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理论创新，使我们更加凝聚共识。当然，在理论创新基础上要有实践创新，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是新问题，不是旧问题。

二是金融风险的问题，金融风险在这样的大转折点，它的出现并不可怕，也不是超出预期，因为全球都处在这种超级风险的范围之内。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到，中国的风险防范机制与欧美的风险防范机制具有本质性的一些差别。我们不仅要对旧风险有很好的判断和清晰的认识，还要对一系列的新风险有自己的看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会不会在美元债上出现一些边际性的、系统性的扰动；在中美大国博弈过程中，博弈的焦点会不会从去年的民主人权主题向金融领域转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风险的结构性短板。

今年还有一个超级灰犀牛的问题，就是就业。两亿的“弹性就业”人员，以及前几年延迟毕业的叠加，还有相关部门在管控中所释放出的失业，这些实际上需要新的研判。同时，应对和对冲这些问题需要新的政策，不是原来传统的“几板斧”，不是简单地争论财政赤字率有多高，也不是简单地进行分析M2增速的合宜水平。这些总量性和传统性的方法，对付以往的压力是可以的，放在现在就不适合。三重压力所隐含的几大背景，要求我们在政策上有新思路。从经济工作会议上看，这种新思路已经全面显现，也看到了下一步发展的希望。

从我个人来讲，2022年是超越大家想象的平稳之年，但是，我们要将目光放到未来两到三年这样一个期限，因为在实施过程中很有可能将一些问题掩盖，将一些问题延后和搁置。有可能用时间换空间，但也有可能在时间中进一步发酵，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而不是简单地对于当下一季度、二季度所呈现出的问题表现出过度的关心。

目前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用更开阔的视野、更具创新性的思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尤其是新出现的问题。

（文章来源于网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