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效应对“新冠”的影响，降低人口流动，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发通知，要求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关系。随后，包括上海和北京等一些省市地方政府也出台规定，对当地企业在延期复工期间企业员工的工资支付进行规定。例如要求企业对未复工的职工支付正常工资，对正常上班的职工支付加班工资等等。

出台这些政策的初衷在于稳定预期，保障疫情中普通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通过降低各地人员节后返程的压力，来防控返程可能造成的疫情扩散风险。毕竟在2003年“非典”期间，全国感染病例5000余例，而作为输入地的北京却有约2500例病例，占总人数的一半。

北京和上海的政策具有示范效应，可能会引起其他地方的效法。尽管各地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后引起负面效果，不利于疫情结束之后的经济恢复。与2003年SARS疫情相比，本次“新冠”疫情爆发突然。恰逢春节假期期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骤停”效应。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春节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未雨绸缪，我们需要避免在疫情防控结束之后，因经济波动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二次冲击。其中最迫切的工作是，要帮助因疫情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能够坚持到疫情防控结束之后。否则，疫情结束之后，不仅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还将使一切宏观经济政策失去抓手。

当前部分企业可能面临“缺需求、缺原料、缺员工”的窘境而无法复工复产。一方面，总需求下滑正在从消费领域向投资领域扩展。多国对华旅行禁令的影响导致对外出口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需求不足所涉及的行业也将从当前服务业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延伸，特别是外贸企业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许多行业的生产活动具有连续性，不能长时间中断。一些企业面临复工复产难的现实困难。从目前媒体报道的信息看，由于交通运输管制，部分企业节前储备的生产物资储备消耗殆尽，加上人员复工不足，生产恢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对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当前面临的困难还有现金流不足的问题。即使正常的生产和销售活动短期内得不到恢复，银行贷款、厂房租金、部分人员成本和税费仍需要按时支付。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进一步延长，部分杠杆率较高或者流动资金储备不足的企业将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从这方面看，部分地方政府对员工工资的规定事实上是起到价格管制的作用。一方面可能增加企业现实的人员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地方规定疫情防控期间等同法定假期，需按照加班水平支付工资，这实际上导致工资水平上升，会对企业的劳动需求起到抑制作用。经济活动骤停时间越长，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高。两者不是简单的比例关系。经济骤停一个月的损失远远超过全年GDP 的1/12 。由于正常营业受阻，一旦企业不能满足贷款、工资和税费等刚性支出，就可能出现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企业破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返程民工的就业。而且一旦微观经营主体发生系统性“坏死”，整个宏观经济将可能陷入持续的严重下滑，经济复苏将“雪上加霜”。进一步，大面积企业经营困难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本次疫情波及全国，属于典型的系统性冲击。企业经营困难除了引起商业银行坏债率上升之外，还可能会导致股票市场下跌。如果指数下跌触发2015年式的股灾，存在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

长远来看，疫情结束之后的经济复苏以及稳定就业都依赖于微观企业。不仅如此，实现“六稳”目标也依赖这些企业。针对当前疫情发展的特点，经济政策方面也需要出台应急性的对策，并积极准备政策储备。

对于因疫情造成就业困难的群众，各地政府可以考虑动用社保基金进行必要的帮扶。社会稳定是战胜疫情的基本保证。在此基础之上，政府的经济政策应着眼于为企业减负。政府应采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对于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出台稳就业政策加剧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应尽快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帮助企业减负。政府还应该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债务滚动或者债务延期。对于金融机构短期内出现的三农或者中小微企业贷款出现的坏账率上升的情况，可以适度放松监管要求或者通过降准等政策补充银行流动资金。

（文章来源于网易研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