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林毅夫团队针对东北经济问题，发布《吉林报告》，再度引发社会上对老工业基地振兴问题的讨论。不少专家和民众认为，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层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老工业基地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发达国家无不存在老工业基地，只不过叫法不同——老工业中心、老工业城市、萧条区域等。将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根本成因归咎于制度，既是学术错误，也与现实不符。

　　城市与区域也像人一样，总有人老珠黄的一天，难免老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工业基地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必然性。中国内地各地区的基本制度都一样，一样的制度为何偏偏只导致老工业基地老化？放眼全球，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老工业基地问题，但这些国家没经历过计划经济，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显然，单用制度问题解释老工业基地衰落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寻找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根本成因，还得聚焦在“老”字。工业基地的老化同人的老化是类似的。工业基地老化，在域内突出表现为发展优势丧失，域外则表现为竞争力下降。制度只不过是催化剂。

　　具体到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从严格意义上说，老工业基地的概念本身存在一定问题。以东北为例，该地区不全是老工业基地，比如长白山地区没有工业。即便是东北的城市地区，也并非全是老工业基地。况且，很多正儿八经的老工业基地并非整体衰退，老化只表现在城市的局部地区。

　　东北地区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东北地区曾创造过数不胜数的全国第一。即便是在今天，东北的原油、木材、粮食、船舶、汽车、钢铁、重型装备、军用飞机、导弹等产品仍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今，东北地区用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原材料与制造品支持了全国各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以辽宁省为例，根据该省政策研究室的数据，1978年至1993年，辽宁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价格调出原材料主要有：钢材约6300万吨，占同期省内全部产量的50%以上;调出生铁3400万吨，占省内产量的30%以上;调出铝约40万吨，占同期产量的50%以上;调出锌130万吨，占同期产量的80%以上;调出烧碱60万吨、纯碱580万吨，分别占同期产量的25%和50%。除重要原材料大量平价调出外，重大技术装备，如冶金和矿山设备、起重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变压器、高压开关等也大量平价调出省外，支援全国。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家在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辽宁企业向国家提供的上述重要原材料和重大技术装备却一直被平价调出，仅这一项价差，辽宁每年就向国家多做贡献30亿元以上。此外，1980年至1993年，辽宁上缴中央财政1650.2亿元，上缴率近50%。直到1997年，辽宁的税负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包括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某种程度上说，在2003年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中央更多从东北“抽血”，对“造血”不够重视。

　　就自身而言，东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陶醉于“全国工业摇篮的美誉”之中，没及时调整区域发展的思路与模式。与此同时，东北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充分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区域格局。

      内部缺少创新，外部出现强劲竞争对手，是老工业基地陷入困境的双重原因。虽然制度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是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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