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传递出的复苏经济、拉动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引人关注。非常之年中国如何动用非常之策，通过政策工具对冲疫情影响，稳住经济基本盘？近日，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刘元春表示，“六稳”“六保”就是我们今年工作的落脚点和着力点。“我们要加大扩内需，有效对冲外需下滑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同时，要精准施策，通过制度创新来为企业纾困。总体上看，中国可调整的政策空间还很大。”

要准确理解“6亿人、1000元”

广州日报：“六稳”“六保”和扩内需都是近期的高频词汇，在你看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刘元春：扩内需战略，是我们以“六保”为着眼点的一揽子政策中的一个方面。要实施“六保”，在政策上面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揽子的规模化政策，这个规模化政策里面包括扩大内需，就是说在投资和消费上要积极地扩大，它的落脚点是要解决我们目前的“六保”的问题。所以 “六稳”“六保”就是我们今年工作的落脚点和着力点，而扩内需是实现“六稳”“六保”的有效方式之一。

广州日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一个数字，我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你觉得该怎么科学看待这个问题？

刘元春：对于总理的话，我们要正确理解。如果我们把这6亿人用家庭收入来理解会更好一点，因为这6亿人里面包括了没有收入的小孩、老人、失业人员、贫困家庭等；如果只算职工、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那肯定就不止1000元了。

所以一定要准确理解总理的话。第一，这表明我们目前的整体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第二，如何来提升这6亿人的收入水平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也表明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第三，不能简单化地理解“6亿人、1000元”，实际上用职工平均收入水平或者工资性收入水平作为指标，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广州日报：今年“保就业”被放在突出位置，这传达出怎样的信号？

刘元春：“六保”之首是保就业，“六稳”之首是稳就业，就业是天大的事，是最大的民生。目前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严重衰退期，世界总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和订单大幅度下降；各国生产停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断裂，从而导致中国外贸的供给侧冲击； 此外，由于欧美经济下滑，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面临萎缩。有效需求的大幅下降，还有大家对经济预期的变化，都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谈到，促就业的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的办法要能用尽用。

今年既“救急”又兼顾高质量发展

广州日报：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张性较强，包括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同时发力。该如何解读这一揽子经济政策？

刘元春：第一，今年我们的经济政策扩张性较强，但它的度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财政扩张的规模，占GDP的比重6%左右。目前，世界各国都采取了超级宽松的政策。日本的财政刺激量值已经达到了GDP的40%，美国达到了GDP的11%~12%，欧洲多国也是7%~8%。中国的这种“宽松”，是大大低于欧美国家的。

第二，为了稳增长，达到“六保”，特别是保就业，要达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经过测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能需要4万亿~6万亿元的财政扩张。今年我们赤字增加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扩张了1万亿，再增加1.6万亿元的地方专项债，再为企业减税降费2.5万亿元，加在一起是6.1万亿元，这个量与我们的一些就业目标和相应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上是契合的。

第三，今年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财政政策为先导，而不是以货币政策为先导，它避免了“大水漫灌”的情况发生。

第四，今年我们的政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非常明确，所有的政策都围绕“六保”展开，因此，它的实施路径、项目载体、投放渠道，都是非常精准的。

第五，今年我们的政策既要解决应急的疫情救助，又要解决经济循环的常态化，还要达到稳增长、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是说，方案里面，除了短期扩张有效需求，短期救助企业之外，还要与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相接。它并不是简单地以传统产业的救助和大规模的救济为主体。很重要的一个是新老基建相结合，以新基建为先锋。新基建很重要，它不仅仅有扩需求的功能，还能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构建新动能。

以制度创新助企业渡难关

广州日报：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政策还是留有余地的？

刘元春：是的。中国的政策空间不仅有，还比较大。第一，我们的财政债务率并没有超过60%的临界线，在全世界都属于偏低的，而美国都已经超过100%，日本已经超过了200%；第二，在货币政策方面，我国的贷款基准利率也还在4%，总体上看与西方的零利率和极度宽松的政策相比，回旋的余地还非常大。比如说今年我们确定的财政赤字率是3.6%以上，这意味着未来可以根据情况再提高一些。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该如何为企业精确纾困？

刘元春：要精准实施纾困计划，而不能够简单化，精准就是要识别在这次疫情中受到重点冲击的市场主体和人群，同时要识别在我们经济恢复过程中间的一些关键的短点、断点和堵点。中小企业是这次救助纾困的一个重点。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它的资金流、物流、人流的通畅，特别是资金流，所以要及时地给予直达的资金支持、财政补贴。因此我们的新增财政赤字1万亿元，特别国债1万亿元，它是通过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直接到达中小企业和受救助的群体。这也是我们财政政策工具上的创新。

广州日报：今年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怎么让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也能够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刘元春：第一，针对小微企业税负减免要有专门的政策规划，因为他们交税的方式不一样。必须在目前政策的基础上启动疫情补贴政策等超常规扶持政策，以维持这些经济主体的生存。第二，对于有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救助，应当直接给财政补贴，而不是简单的减负。第三，要有制度、政策的创新，救助要更直接、更高效。比如我们可以加大稳外贸的力度，通过内部采购，使部分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渡过难关。

新基建是新增长点和支撑点

广州日报： 新基建现在被提得很多，你觉得它能达到预期的刺激效果吗？

刘元春：新基建明确了是以下一轮的新技术、新经济作为投资方向，尤其是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像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当然，我们也要避免“小马拉大车”，需要新旧产业、新旧基建同步发力。

同时，新基建的资金来源方式和传统基建不一样，实施主体也不太一样。新基建的建设主体、资金来源肯定是多元的。比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地方政府可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通过一系列改革，它的杠杆性可能会更好，能撬动的资金会更多。 此外，新基建的一些项目落脚点与原来也不一样。比如说以5G为核心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这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

广州日报：在疫情之下，有哪些机遇我们可以抓住？

刘元春：第一个机遇在于“无接触经济”的发展，这是这次疫情中全球的新共识；第二，国家加大了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和战略布局，这肯定是我们未来的新增长点和支撑点；第三个机遇在于“两新一重”里面的另外一个新——“新型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仍在高速推进中，城市群和城市带的构建必定带来内需的提升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机遇。

（文章来源于广州日报2020年06月08日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