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和习近平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5周年，深入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问题，365体育官方唯一入口、《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于2017年3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致开幕词。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资本论》有关生产力的理论对指导当前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生产力是生产的能力和生产要素的发展。生产的能力主要指生产物质资料产品的能力。关于生产要素的发展，国内学者曾有生产力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关键在于对《资本论》的理解存在分歧。

　　  卫兴华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生产要素，也指明了生产力要素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在第一卷里提出了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五个要素，除了三个简单生产要素外，还包括科学发展和其他生产力的应用。而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是一致的，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和决定生产力的因素是相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利用科学、分工、改善劳动管理等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对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研究员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便揭示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规律，说明这种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被更高等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的规律。从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升级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在学理上解释原有的经济原理，还要对深化改革提出理论指导，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成就，还要指出发展中的问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资本论》的方法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顾海良教授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最终的理论，《资本论》的结构、内容本身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要以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方法、与时俱进的精神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现实，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哲学的贫困》着重体现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也强调了方法论，1873年第二版跋正式提出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两条道路理论做了补充，将这些联系起来，对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以《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的方法论为指导。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可以发现一个逻辑关系：研究目的决定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决定研究内容，研究内容决定体系结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需要，实现每个人的发展。由这个目的决定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内容是如何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有此目的、对象，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人民幸福为主线，在《资本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吸取人类其他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一定会实现一个新的飞跃。

　　  北京大学方敏副教授指出，《资本论》可以提供明确的指导方法，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不是教导而是方法。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首先要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重新进行深入的讨论，要运用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二重统一视角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警惕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为历史哲学论或历史决定论。

　　  另外，方敏副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忽视对矛盾的分析，比如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矛盾，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劳动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交换、分配之间的矛盾，企业和政府的矛盾，以及中国和世界的矛盾等，矛盾的分析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揭示。

　　  南京财经大学周绍东副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的争论关键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可以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起点和研究起点的方法，从具有最少规定的范畴出发，层层叠加规定性，从而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将商品作为起点相对应，周绍东副教授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社会主义商品概念，以及如何进一步构建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构想。

《资本论》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以《资本论》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为基础，包括《资本论》中建立的系统的经济学范畴，阐述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话语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话语体系内的创新。其中包括：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话语体系说明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应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形成科学认识，同时批判地吸收、使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范畴，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学进入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广义经济学部分，不能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多样化的，可以多体系并存。可以建立狭义政治经济学，如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某一社会的社会主义；可以按照六分册写；可以按照资本论三过程写；也可以把六分册和资本论三过程融合起来变成五过程法，即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以及将六分册的后三分册变成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竞争过程；还可以按照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四环节构成体系。另外，程恩富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西方经济学对话，不能只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立胜教授探讨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从这个角度阐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他指出，马克思将英国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有机体所规定的总体性中分析资本主义的运动，这个方法可以用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如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从社会有机体的成长过程看，这一转变类似于基因变异的过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准确把握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另外，王立胜教授认为，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常采用矛盾类的范式，至少在表述方法上采取的是矛盾类的叙事。时代主题的变化要求突破原有的矛盾类的叙事而重新回到社会有机体整体下的总体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着眼于阶段性的特征以及中国的具体模式，借鉴参考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吉林财经大学丁堡骏教授论述了马克思理论的两个不同部分即着眼于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和着眼于东方发展道路的理论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他指出，马克思根据英国资本主义所总结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对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都是适用的，但是《资本论》的应用价值不能滥用。《资本论》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但它不直接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一个民族为本民族所做的就是为全人类所做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另外，丁堡骏教授指出，不能用小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观念解释农村的耕地问题。要警惕土地颁证、确权、流转、三权分置等政策背后的瓦解力量以及农村一家一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私有化的观念。农村耕地走上自由发展、自由联合、集体化的道路，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生力量。

　　  云南财经大学薛宇峰教授基于对大量文献的重新梳理，发现长久以来对米塞斯、兰格、泰勒以及战后奥地利学派等已经通过经济计算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之所以形成这样错误观点的一个原因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语言的理论争论使得争论的论点和主题一直变化，事实上并没有达成某种共识。另外一个原因是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很少参与到争论中，造成了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被否定的错觉。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学术界内也没有文章得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薛宇峰教授认为，过去关于经济计算的争论有两个理论遗产，一是均衡价格的代数计算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恰恰证明社会主义是可行的。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认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所处的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对《资本论》的认知逻辑要转变，应从革命的逻辑转向建设的逻辑。从建设的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是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总结而形成的理论和历史的统一逻辑，是一个实践逻辑展开的理论提升的过程。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朝科教授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明确了三个方向：一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二是明确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三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现实又要超越现实，从当代中国经济的实践出发，但是又不能局限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及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指出，无论对于科学、现实解释，还是作为变革世界的指导理论来说，剩余价值学说的有效性仍然存在，有很强的生命力。从科学性和实际性来说，马克思的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是资本主义实际运作过程中的概括，而西方经济学虽然用了很复杂的数学工具，但成本、利润等概念都是混乱的，科学性、现实性远不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当前社会来说，剩余价值理论也是有效的。从变革旧世界来说，历史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效的。《资本论》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性的力量。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剩余价值理论需要创新。如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一轮全球化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关于汇率、世界货币体系等的论述总结出国际剥削理论，但仍然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发展。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阐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借鉴价值。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点阐述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工业资本主义有很强的解释力。资本主义不同形式的严重波动和危机是由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等四种资本的运动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原因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固定资本更新。但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去工业化，虚拟资本运动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形态。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脱节、经济完全虚拟化的危机，经济周期性难以显现，资本主义将持续衰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着波动。经济波动的原因包括周期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周期性原因目前在我国早已存在，从统计上可以看出经济上行和经济下行交替。而结构性危机也同时存在，表现为消费不足、低技能人群失业增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关于经济波动的理论，分析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形式，以及相应的干预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李琼副教授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进一步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表现为经济停滞，还表现为经济波动，停滞体现为实体经济领域的不发展，而波动主要体现为经济脱实向虚的发展。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角度来说，循环和周转顺利进行的条件经常性地被破坏，所以经济是不稳定的。从资本的货币化来看，信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矛盾的产生，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信用危机出现以后，信用的作用依靠货币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的运动一定程度上有脱离职能资本运动的趋势。一旦脱离以后，信用变成投机行为，所以最终的结果是，金融化会最终倒向投机化，而一旦投机化，就会有更大的经济波动和扰动。

　　  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他指出，当前理论热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指导理论就是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供给侧改革本质是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再生产体系，不能仅仅从供给需求两分法出发，而要研究再生产的周期更新循环的规律。《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尤其是对储备的问题以及固定资本的作用问题的研究表明：去产能必须要进行科学分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引导企业依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社会再生产体系来调整生产，而不是鼓励企业直接按照市场表面呈现的需求来调整生产；应该按照提高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来调整生产，而不是按照社会少数高收入阶层的需求来调整生产。

　　  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用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体现为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将必要劳动最大限度转化为剩余劳动的规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力在形式上是商品，在内容上不是商品。之所以形式上是商品，因为公有制企业劳动力必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获得，而内容上不是商品，因为在经济关系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规律应该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使剩余劳动最大化为必要劳动的规律。共享这个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规律问题。

　　  清华大学王生升副教授认为，如何让社会生产变得更合理、更有效率，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但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指出社会总劳动的配置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方式，所以要结合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结合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分析其特殊的经济规律。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主要是对社会总劳动配置的具体形式，即社会总资本劳动的运动的超越。要实现这种超越需要抓住两点：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国家经济治理能力。核心是要实现更合理的社会总劳动分配，将劳动者个人不断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完成个人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邱海平教授对研讨会做了总结。他指出，自去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一年多来，经过研讨，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得到深化。今天的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又奉献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构建作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任务仍然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界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但是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理论，而是要更加重视理论上的原始性创新，加强原始性创新意识，努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注重概括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经验，提出若干新范畴，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体制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发展规律、未来发展方向，同时分析中国现实经济运行及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提出建设性改革政策主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虽然目前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但是我们相信，经过中国经济学界的不断努力，作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会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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