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经济思想史，科斯是一个有趣的人物，这种趣味性并非科斯其人的有趣，而在于其学术思想总是被误读。一个最常见的说法是，科斯属于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名不副实的一类。而怀疑者的立场大相径庭，一种声音来自对科斯学术贡献分量的质疑，认为科斯的代表作就两篇论文，并且还是纯文字的，实在是不入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法眼。另一种怀疑的声音来自对科斯学术观点的批评，认为科斯是借着新自由主义的风潮上位。

 　　对科斯的争议总是伴随着经济思想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学派——芝加哥学派。但如同奥弗特瓦尔德在《芝加哥学派》一书中写的，实际上芝加哥学派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而是泛指和芝加哥大学相关的一群经济学家而已，这群经济学家散布在各个学科，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系和商学院。国内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基本上把芝加哥学派归类为新自由主义，甚至把芝加哥学派作为这个思潮的旗手。实际上，这种论断是不够严谨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很容易和新自由主义画等号，是因为其中的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贝克尔等过于活跃，以至于“站外面的人”把这几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当作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从严谨的思想史角度讲，新自由主义总是和新古典经济学内在关联，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贝克尔等忠于新古典范式，其政策观自然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就是这类思潮的最生动说明。问题在于，即便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和法玛齐名的还有泰勒，而泰勒是坚定的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代表性学者，是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开创者之一。假如简单地把芝加哥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画等号，岂不是把泰勒等排斥在这个学派之外？

 　　一般认为，科斯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这种说法也即是说，科斯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标签一贴上，就等于把科斯的研究归入新古典范式。但科斯是坚定的反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之一，正因为如此，在科斯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还曾经和芝加哥大学的众多新自由主义者展开过一场思想大辩论。科斯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黑板经济学”，就是专门指新古典范式的。在科斯的眼里，新古典经济学就是闭门造车，完全脱离实际，其作用只是在黑板上演算，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毫无指导意义。科斯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核心视角，即直面现实，他曾说，“在当代制度经济学中，我们应该从现实的组织制度出发。同样，让我们从现实中的人出发”。在科斯看来，新古典对人的假定“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所以，单从研究方法上，科斯就是和新古典对立的，而这一点，批评科斯的人往往都故意忽略了。

 　　科斯的另一个被忽略的方面是关于科斯定理的说法。斯蒂格勒概括出科斯定理，但也把科斯的思想简单化了。科斯原本的思想逻辑是，新古典范式脱离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忽略制度过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的产生、演变和对人的行为的激励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企业层面上，制度就是一个黑箱。而科斯想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这个黑箱打开。于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在产出和投入之间加入了一个制度因素，制度影响激励、改变行为，从而影响到投入向产出的转化。在科斯看来，制度的作用不仅无法忽视，反而可能是理解现实社会经济的关键。但科斯并没有武断地说哪个制度更好，恰恰相反，科斯说，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制度自身的成本。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成本，这种成本被称作“交易成本”，因而，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决定了哪个制度的胜出。比如在科斯看来，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是有效的，所以市场是有边界的。所谓市场有边界，就是说市场的有效性也是有条件的，并非市场万能。新自由主义的一大不足就在于忽略了市场自身的成本，从而很容易陷入市场万能的教条当中，而科斯恰恰反对这一点。

 　　接着，科斯把在企业层面的分析推广到社会中，代表性的论文就是《社会成本问题》。很多人把这篇论文和《企业的性质》一文割裂开来看，实际上两篇论文一脉相承。在考虑社会互动关系中，科斯同样认为，不能简单地二元化思考问题，不是说这世上除了市场就是政府。而且市场和政府也并非对立。其中的关键取决于交易成本。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推断是成立的，这也就是科斯定理，即产权的初始安排和效率无关。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中，交易成本的影响很大，因而产权的初始安排就显得至关重要。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科斯在这个地方并没有特指哪种产权安排。因为在科斯看来，关键在于制度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制度本身。所以，科斯的追随者威廉姆森才决定用治理机制一词来替代产权概念。现实社会经济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或者相互替代，或者相互补充，选择哪种治理机制取决于其交易成本。从这个角度讲，科斯从来都没有和弗里德曼等人站在一个地方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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